华都联合董事长王志国：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与思考

以下内容节选自直播实录：

本文围绕四部分内容展开

1、全球城镇化的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

2、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特点与面临的突出矛盾

3、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目标

4、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需要研究的课题

就是让人口从农村走出来，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同时，城镇化的过程伴随着人口、职业、产业结构、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演变。

大规模的城镇化运动已经在全球展开。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已经步入后城镇化时代；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当前还处于城镇化从起步到快速发展过渡时期。联合国公布的全球城镇化报告显示：全球城镇化率为55％。预计到2050年，全球城镇化率有望达到68%。

一个国家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发展水平等，都会影响城镇化的发展模式。除此之外，以下三个因素也会对城镇发展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第一，全球化。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范围内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全球化将催生越来越多的城市。能够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是新的重大技术突破，技术进步将影响生产活动在全球布局的重新调整，进而影响城市的产业分工格局。第二，全球治理模式和治理议题的变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许多议题诸如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政治、经济和金融稳定、控制传染病等全球性公共产品，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才能够有效解决，将促进城市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方向发展。第三，各国民众权利和平等意识的普遍增强，要求城市实施包容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民众的公共设施如教育、医疗、交通等要求均等化。这些因素相互之间复杂的反馈和互动，将对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产生影响。

在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城镇化和城市发展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的趋势。

第一，人类经济和社会活动空间分布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城市为主的时代。发达国家的人口城镇化率接近饱和水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的绝对规模将稳定增长。由此带来的效应显著不同于发达国家，住房等不动产价格已快速上升。大都市的人口年均增长率远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增长率，人口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一个大都市区甚至占据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大都市地区的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发达国家的率先启动以及全球化的深化，将带动各国城市发展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带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的重新调整，与之相关的尖端制造业将成为重要城市在较长时间内的新的竞争力源泉。发达国家中的城市，有可能因为尖端制造业的发展而焕发新的生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能否从新技术突破中受益，取决于产业水平和技术能力与最前沿国家的差距有多大，很可能会受到负面冲击。

第三，城市的竞争力日益取决于多主体的合作质量以及自身在城市网络中所形成的独特优势。单体城市的竞争力将日益取决于价值链上的各个参与方合作的效率和质量以及单体城市在城市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和核心优势。发达国家城市在充满活力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差距、大量社会排斥问题，甚至在城市的地理空间分布上也表现出了难以融合的特点。工人失业，中产阶级萎缩，收入差距拉大；少数高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推高了房价，瓦解了传统社区。巨大的挑战日益呼唤城市的包容性发展。

总之，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城镇化的过程。伴随着全球城镇化的推进，人类在过去100年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达到空前的程度，造成全球环境的恶化。城市的环境问题，已经不再是城市本身，而是牵扯到跨国界的乃至全球范围的环境恶化和整治。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逐步形成。这需要全世界同心协力，在区域开发、城市运营和建筑正在营造各个层面会得到全面提升。

中国的城镇建设历史悠久，在唐朝、宋朝，其发展曾一度居于所处时代的前列，出现过当时享誉世界的大都市。但随着近代外国殖民入侵，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近代城镇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基本上被扼杀。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进程在不断探索中发展，总体上经历了起步发展、曲折徘徊、快速发展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呈现出城镇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城镇数目不断增加、城镇用地规模不断扩张和城镇不断向高层次发展的总体趋势。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城市水、电、路、气、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人均住宅、公园绿地面积大幅增加。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促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

我国城镇化发展将呈现五个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未来5-10年城镇化速度将趋于放缓；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近域流动态势增强，人口红利地区逐步由沿海转向内陆；内陆地区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期，区域间城镇化差距趋于缩减；国家交通体系日趋完善，核心城镇群引领下的经济与人口集聚的区域化格局正在强化；人口向大城市、县城和小城镇“两端集聚”态势明显，县级单元人口与产业集聚能力增强，成为城镇化的重要层级。通过对现有农民工转化数量、全国新出生人口和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农村人口数量、农业劳动力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数量，有专家预测，2030年前后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2020-2030年之间城镇化率年均增幅将分别维持在0.5-0.7个百分点。

但是，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值得高度重视的突出矛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表现为市民化进程滞后，中国的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匹配”。产城融合不甚紧密，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不同步，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但农民工未能充分享受到城镇居民在各个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一些城市过分追求宽马路、大广场，新城、新区、开发区，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加剧了土地粗放利用，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也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二是表现为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的“不集约”。东部一些城镇密集地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的城镇化潜力有待挖掘；城市群布局不尽合理，城市群内部分工协作不够、集群效率不高；部分特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偏大，与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不足，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小城镇服务功能弱。“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城市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加剧，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不高。

三是表现为城市景观结构与所处区域自然地理特征的“不协调”。部分城市贪大求洋、照搬照抄，脱离实际建设国际大都市，城市的自然和文化个性被破坏，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一些农村地区大拆大建，照搬城市小区模式，简单用城市元素取代传统民居和田园风光，导致乡土特色和民俗文化流失。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以及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固化着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阻碍着城乡发展一体化。

总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日益严峻。全球供给和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庞大生产能力与有限市场空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我国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挑战巨大，传统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加紧迫。随着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主要依劳动力廉价供给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随着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加剧，主要依靠土地等资源粗放消耗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随着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差距造成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日益凸显，主要依靠非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压低成本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同步，导致城乡区域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突出问题。我国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势在必行。

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是城镇化的升级版，集中体现了上述内涵的转变。新型城镇化是站在促进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四化同步发展的高度，以战略和全局的站位对新型城镇化作出部署。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明确了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

新型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必须注重城镇化发展。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使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这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2、新型城镇化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加快发展服务业是主攻方向。服务业是就业的最大容纳器。城镇化过程扩大生活性服务需求和生产性服务需求，会驱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有利于推动人口经济布局更加合理、区域发展更加协调。3、新型城镇化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城镇化既能提高生产活动效率，又能富裕农民。随着城乡二元体制逐步破除，二元结构矛盾逐步化解，全体人民将共享现代文明成果，这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总之，我国当前所秉持和践行的城镇化是一种新型的城镇化，是对西方城镇化和传统城镇化的超越，也是对自身城镇化实践的逐步完善。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推进城镇化，要充分发挥工业化的动力作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作用和信息化的引领作用，实现“四化”有机融合。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重在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的是一条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之路。

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指标有四大项：

第一大项指标是：城镇化水平。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但统计上的城镇化率，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国城镇化的真实水平。《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两个城镇化率指标，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差别，关键就在于户籍背后的诸多福利上。按照《规划》，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从2012年的52.6%提高到2020年的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从2012年的35.3%提高到2020年的45%左右。设定两个城镇化率指标是基于现实国情做出的战略规划。这充分表明今后的城镇化发展将更加注重质量，必须以人为本，加速农民工市民化。

第二大项指标是：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了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比例≥99%。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并不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解决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问题，这是破解城镇化难题的“牛鼻子”。在《规划》设定的基本公共服务指标中，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要求比例接近全覆盖。全国1400多万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的大问题。这就是要畅通社会纵向流动渠道，让底层老百姓也能看到向上的希望。

第三大项指标是：基础设施。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达60%。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规划》专门针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许多短板设定了标准，这对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其中针对交通拥堵问题，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从2011年的45%提高到2020年的60%。要补齐公共交通的短板，大力推进大容量地面公共交通系统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不断推动形成公共交通优先通行网络，提高覆盖率、准点率和运行速度，真正提升公共交通的吸引力。

第四大项指标是：资源环境。人均城市建设用地≤100平方米；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标准的比例达60%。城镇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规划》强调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不超过100平方米，充分表明国家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的坚定决心，各地必须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严格执行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空气质量是百姓最关注的热门的话题之一。《规划》明确要求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标准的比例要从2012年的40.9%提高到2020年的60%，这个指标表明了国家对于大气污染问题的高度重视。空气质量的改善，单靠某一个城市无法实现，必须在一个大的区域范围内形成联防联控联动的机制，才能最终取得成效。

当然，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涉及经济、社会、生态、人口等多个方面，它的过程是多领域共同作用的过程，要注重多领域的均衡，循序渐进。因此衡量新型城镇化的指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上四大项是主要的指标。也有专家通过构建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分布、基础设施、空间优化、社会服务、资源环境和城乡统筹等方面的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也是科学、合理、客观的。

人民防空简称人防，新、扩、改建相当规模以上建筑工程，必须有与之相配套的人防工程。“人民防空”是时刻备战的思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时有其特殊时代背景。人防工程要起到作用，需同时具备三个条件：1、战争会爆发；2、战争针对平民，以及平民所在的建筑物会遭到袭击；3、地下防空洞，能够有效抵御空袭、地面袭击。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三点同时发生的可能性实在太小。首先，目前是一个越发趋于和平的世界；其次，即使战争爆发，也很难再针对平民展开袭击，这需要背负极高的道义风险和经济成本；再次，就算以上两点同时发生，被高速、高能量的精确制导武器直接命中，人防工程能否起到多大作用，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美国和欧洲虽然也有大量“民防工程”，但都不是在近些年修建的，而且也不是强制施加给居民区的，大多都是“公共民防工程”。国内当然有必要开发一定的地下掩体，但像目前这样席卷大量居民区，则太过了。以极大的经济成本去应对一个极小概率事件，得不偿失。因为人防工程造价很高昂。由于对使用材质、施工要求比较高，地下防空洞的每平米造价是楼面建筑的5倍。这笔费用，被开发商平摊到整个楼盘开发成本中。根据业内专家测算，每年新建住宅人防造价超过1万亿。全国有几十万亿埋在地下，沉淀着资金，不能用在国计民生，是否存在浪费，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

在城镇化建设中，我们要从高度上看到人防问题，经济建设是人防建设的基础和依托，人防建设不能本末倒置，超越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人防置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之上。要坚持“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同城市建设相结合”的原则，确立人防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观念。建议小项目原则上不建；建议县以下村镇是否可以不建，把有限的钱用到改变三农这个大课题上。城市应划分人防区域，研究城镇人防工程如何科学、经济、方便地有利于经济发展。

城镇化的进程，往往伴随着拆迁。对于大部分拆迁户，因自身居住环境不好等原因，拆迁工作都能得到理解并获得支持，非常希望自己的房屋获得拆迁。但也有个别群众，在征地赔偿问题上，拆迁户难以与政府、开发商达成一致，人为阻碍拆迁工作，成为所谓的“钉子户”。

钉子户的存在，可以说对一个城市的建设有很大的阻碍作用，对民众的生活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严重阻碍民众居住环境的改善。在一些重大工程尤其是一些公益性项目的建设中，因为钉子户的存在，严重阻碍工程的开展，导致工程投入巨大却无法推进完工，严重妨碍城市和乡村的建设步伐，使得地方经济发展受阻。同时，也妨碍了当地民众居住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其他被搬迁人是实现回迁新房愿望的期限被迫延后，生活质量及经济利益相对而言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在城市道路的建设中，因为钉子户阻碍，导致很多道路无法完工，出现很多断头路、半边路，导致极大的安全隐患，给普通民众带来不该有的财产损失和交通行驶安全威胁。

1、如果给予“钉子户”超高的补偿，这与公平原则完全相悖，在拆迁实践中会引发无穷攀比，甚至是群体事件，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带来了一个极其恶劣的现象，一些地方部门将失去“前后标准一致”的信用，有损政府部门的形象，失去群众的信任；2、如果将钉子户的补偿作为标准，让地方财政不堪重负，纳税人付出沉重代价，而且不仅本拆迁项目的成本完全失控，后续的拆迁项目，也将再也无力进行（举例，挠子庄）；3、相关政府部门也会因“钉子户”的存在而无法按期完成片区更新改造的实施计划，并且随时面临着“钉子户”而产生的社会维稳风险，一定程度上过度消耗了社会公共服务资源。

总之，由于钉子户的存在，整个社会也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如何平衡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钉子户”的私权及其被搬迁人私权之间的冲突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国家要研究制定拆迁中解决这些突出问题的政策法规，采用国外一些有效的做法，积极推动城镇化的步伐。

在当前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应完善城镇化空间总体布局；坚持大中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坚持差异化发展，对城镇化空间进行分类指引；因地制宜，对城镇化空间进行分区优化。空间规划与土地规划要高度一致。

具体来说空间规划的要求：1、规划起点高。城镇化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要使城镇规划在城市建设、发展和管理中始终处于“龙头”地位，从而解决城市建设混乱、小城镇建设散乱差、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等问题。中国城镇化实现的途径应当是多元的。与工业化的关系处理也应该有多种方式，有的是同步，有的可能要超前。严防无规划而先建的陋习，严防前者批准，后者又拆的问题，这是资源的严重浪费，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挑战。2、聚集效益佳。城镇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聚集功能和规模效益。要在增加城镇数量、适度扩大城镇规模的同时，把城镇做强，不能外强中干。利用自身的优势向周边地区和广大的农村地区进行辐射，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局面，从而全面拉动农村发展。3、个性特征鲜明。中国的城镇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要突出多样性。城和镇都是有生命的，有文化渊源的，应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点。要使城镇具有人情味，能够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要把城市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发展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考虑，600多个大中小城市和两万多个小城镇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梯队，不能人为地分割开来。

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布局规划。规划要依据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实际，着眼于实现工业化、城镇化进而实现现代化。一是各类城区、开发区内的棚户区、城中村，应依据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城市空间规划，有步骤地改造和更新老城区生活环境。对城中村进行改造，从土地、户籍、人口等方面建立城中村完全融入城市的统一发展机制，进行统一建设和管理。二是各类城区、开发区以外的村庄，通过合村并镇建设城镇型社区。社区进行统一的规划建设，完善相关基础设施，从道路、水、电、燃气、暖气等方面与城镇区对接；社区规划产业集聚区，促进村民就业；社区配备统一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三是对各类城区、开发区以外的村庄进行重新规划和统一建设，村民实现集中居住、统一管理，享受与城市市民对等的公共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新型农村社区对农业产业进行统一规划和布局，有利于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和公共优势资源向新型农村社区转移，缩短了城乡差距，加快了新型城镇化一体化建设的步伐。

逐步解决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问题。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是重中之重，是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的大问题，要让底层老百姓也能看到向上的希望。

国家在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方面已经推出许多利好的政策，以深化改革户籍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为路径，以此来打破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不合理壁垒。在2020年城镇化的重点任务中，涉及户口问题的有：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督促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

督促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其他超大特大城市和Ⅰ型大城市坚持存量优先原则，取消进城就业生活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城的人口等重点人群落户限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城市便捷落户。鼓励各城市政府简化户籍迁移手续，大幅提高落户便利性。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和一线大城市改进积分落户政策，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提高城市政府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积极性，加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支持力度，加大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与吸纳落户数量挂钩力度。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不得强行要求其转让上述权益或将此作为落户前置条件。

有效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就要从根本上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让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镇孩子共享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双轮驱动，要有城市学校到农村学校、优质学校到薄弱学校的“输血式”教师流动。引进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让“农民工随迁子女”健康成长。社会工作者作为资源的获取者，为农民工随迁子女链接资源，拓展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学位空间。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按一定的方向合理流动，就应该逐步以居住证、身份证取而代之，农民工随迁子女则按居住地就近入学。

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加快了农村老龄化步伐，空巢老人作为农村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有效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是不能规避的重大民生问题。我国农村老人的劳动参与率较高且以从事繁重农活为主，很多空巢老人不但得不到子女的照顾，还要承担隔代照料孙子女的任务，高强度的劳动加速消耗了农村空巢老人的健康；因病致贫或返贫现象普遍。大部分农村留守老人希望在自己家中养老或者在子女家中养老，愿意入住敬老院、社区托老所的非常少。空巢老人养老的最大依靠是配偶，其次是子女和亲属，居家养老是他们的首选。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缺失，集中养老需求与农村老人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凸显，无法满足农村空巢老人的基本养老需求。

因此，增收与保障是化解农村空巢老人养老困局的基础。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有助于增加空巢老人的收入，增强其购买养老服务的能力。除比较完善的“五保”供养制度外，养老保险、低保、新型合作医疗等制度建设还有一些差距。将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贫困家庭中的老年人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实现应保尽保；发挥政府在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中的兜底作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吸引青壮年返乡就业、回归创业，又能减少农村空巢老人的数量。创建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是实现农村空巢老人老有所养的关键所在。居家养老是农村养老的主流，鼓励“互助式、抱团式、共居式”多态养老模式，鼓励农村空巢老人结对共居、共同生活、相互扶持，“小老”养“老老”，“健康”养“病弱”的互助模式，从而破解空巢老人无人监护、突发危险的困局，化解孤独。同时，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相融合，村委会为依托建立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夜间照护中心，牵头建立棋牌室、活动室、文娱中心等公共基础服务设施。重塑乡村孝悌文化和宗族文化，努力构建新时代的大家庭养老、敬老和孝老的社会环境。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是重中之重。资金保障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条件，如果希望在金融安全线内推动新型城镇化，财政金融大改革将是难以回避的命题。如何破解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融资瓶颈是当务之急，政府统一解决城镇化成本的支付，总体来讲有五种途径：一是城市财政预算安排；二是从国有资产的经营性收益中支付；三是推行PPP模式；四是从城市土地收益中支付；五是政府负债。但是这些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建设的需求。应该更好地发挥金融改革的政策引导作用，创新多元化的新型城镇化融资机制，狠狠抓住金融改革这个牛鼻子不放，加快金融改革，才能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完全靠政府投入不现实，完全靠市场融资也不可行。可将有关项目按非经营性和经营性分类，前者的主要资金来源以财政资金或城镇化建设债券投入为主，而后者的投资主体可以是国有、民营、外资等，按市场规则经营和获得收益。同时，要让农民变市民，农民还必须有钱。除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就地或外出务工等增加收入外，很重要的是必须依法进一步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完善市场机制，推进城镇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吸引各类资本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以地方国企为平台引进社会资本合作，一方面通过整合授权政府融资平台的市政、道路、供水、供热等基础设施服务特许经营权，引进社会资本以PPP、BOT等模式经营政府公共项目；另一方面通过混合所有制引进社会资本以股权、优质资产注入等方式参与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经营管理，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市场化运作优势。支持金融创新，拓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鼓励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筹措建设资金。以当地发展为诉求促进金融资本融合，城镇化以政府引导基金为起点，如城市发展基金、各类投资基金等，由政府财政和金融资本共同出资设立，向社会资本募集，探索以信托理财和设立资金池等方式，引导保险资金、养老基金、海外资金等各类资金参与城镇化建设。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如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对城镇化的支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