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局之下的人口隐忧

以下内容节选自直播实录：

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

1、疫情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回顾

2、危局之下人口问题是更大的隐忧

3、人口结构恶化带来的深远挑战

这次的疫情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冲击大致脉络基本上在这张图里面，大致有9个串联。由于各个地方进行强封闭式的手段，在封城关店，居民无法消费的情况下，很多相关联的一些企业没有收入，出现倒闭、裁员等现象。从而在消费贷款、刚性支出方面，致使企业整个社会债务压力增大。恐慌情绪致使资产抛售情况开始出现，也出现了一些金融的挤兑问题。这次是从经济类型的危机转移向金融类型的危机，当然还有后面我们看见的，前一段时间美股的熔断现象。

不同于08年从金融类型危机逐渐移到经济上的危机，这次是从经济上的危机向金融里面蔓延。基于市场的判断，金融机构整体的投资发生了很多的推迟和推延，外贸需求受到了很严重的冲击。种种数据可以看出，进出口严重萎缩，从而进一步导致了国际供应链的断裂，全球协作体系出现了崩溃的一些征兆。这里面还有我们经常讨论的去全球化的趋势，包括需求的萎缩、生产的停摆、企业倒闭潮的到来。最后我们也看见国内供应链的崩溃等等。

这是一次全球性的问题，也是近百年来罕见的，全球性的陷入了一种对经济增速的悲观预期。种种机构如IMF、IIF和OECD等等，对预期都做了大幅下降的调整。总的来说，对2021年，大家是不抱太大的希望。

从这两天国际疫情的走势， 我们也看见了纽约市和纽约州预计会在5月底、6月初要重启。欧洲有些国家碍于经济压力实在太大，也只能挺到4月底、5月初。甚至有些虽然每天还有几千名患者增加的数量下，仍然重启了商业、学校等等。疫情整体的走势现在还是处在高位。即便美国像纽约这样的地方会在5月底、6月初重启，但是离全球的航运、货运恢复到正常状态，至少还有3到4个月。也就意味着9月到10月才有可能最早恢复全球正常的运转，基本上已经到了今年四季度。对于今年总体经济增长预期相对来说是非常悲观的。

在全球GDP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确实也应该保持审慎，是不是还要对今年的GDP增长设定预期给出数字，这都是今年要拭目以待的。但是any way，我们从国际分析角度来看，整个全球在-3%到-4%的增长状态下，中国如果还是能够保持正向的增长，那么相对增长率在全球来说，中国还是一个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但是仍然无法忽视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大量的民生问题，还有一些已经脱贫了的人口的返贫问题，这些都是要特别保持审慎的观察和判断。

1、2月的经济数据已经成为了历史。这次疫情对我们国家的工业经济负面影响一直还在持续显现。到4月下旬，不能说它就完全产生了原则性的逆转。产业链的循环严重受阻，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的冲击是很大的。随着疫情进一步扩散，外贸进出口二季度基本上仍然是难以期待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现的利润，企业的亏损面，货物贸易进出口，特别是出口，下降的幅度都是非常显著的，而且是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

规模以上工业开复工率应该说是从3月到4月有了长足的变化。在全世界我们国家是最先走出疫情，而且最先将规模以上工业基本恢复到复工复产状态下的第一个国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仍然不能改变的是经济承压非常严重。从今年总体的预测来看，2020年全球贸易额会下降20%以上，发达国家GDP未来一两个季度还会出现两位数的同比下降。这里我们看到美国、日本开始提出把一些供应链、制造链和生产线撤回国内的这样做法。在贸易保护包括经济重建、复活本土经济这样一个考虑下，这个动作实际上都是可以理解的。

这里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世界贸易体系中，中国制造业贡献了将近10%的半成品。今年1、2月，我们进出口、出口、进口贸易额下降了9.6%、15.9%和2.4%。基本上我们是在产业链中间这一段，既受上游的影响，也受需求的影响，所以这点对我们来说，出口和贸易这架模式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长三角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的全盘投资战略。原来确实很大程度上基于海外贸易的持续扩张基础来进行设计的，所以一旦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对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圈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

疫情所导致的去全球化，特别是一些大国把复活本土经济和供应链生产线挂钩的情况下，我们确实可能要考虑这些地区的内生力和内生经济能力重新的评估，以及我们生产制造业，我们对于向下游依赖关系重新的评估。可能要做一个非常快速的全景式的扫描。所以这样才有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内出现的一些逆全球化也好，各国封闭自己的供应链情况也好，让本土和国内的制造业不受太大的影响和损失。

这次疫情从发生到事中，到事后的恢复，整个过程在对中国经济弹性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演练和评价里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同时也感受了，出现这些问题以后给经济带来的压力。

在活力角度方面，政策措施效果还是能够不断显现的，商品房的销售降幅在明显的收窄，基础设施还是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拉动投资这一项是我们国家向来的优势。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高于3月，非公有制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0%，明显快于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速，这也是我们国家这几年以来推动科技创新、创新战略、创新引领战略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成果检视。

互联网+迅猛发展，1到4月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超40%。我们最近看到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线上进行销售，这背后有着我们原来移动互联网、移动支付打好的底子。同时电商业务蓬勃兴起后，出现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计算方式，使得很多新兴电商平台能够推出更多新的品类，帮助商品在线上零售领域进行流通。所以线上流通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之中，确实彰显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移动支付特有的能力。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4月和3月持平，以50.1%，连续两个月高于临界点，这些都是可以看见我们经济内生和自有的经济活力。

在压力方面，我们也看到4月中旬中小企业复工率是84%，25省份的复工率超过80%，20%左右中小企业没有复工。中小企业的行业复工率，第二产业大于生产服务业，大于生活服务业。第二产业还是相对来讲复工率和复工速度比较快。国际物流不畅，也造成了复工复产企业面临再次停产的风险。“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复工率高于中小企业整体复工率，规模越大，复工复产率越高。

总体上，微型企业的复工复产难度是特别大的。特别是一些小型的生产服务业复工复产难度更大。服务业这次是受疫情冲击最大的行业，而服务业从业人数又特别多，也是原来吸纳就业最重要的阵地。这也导致了我们在3月、4月，以及即将到来的5月份，可能会看到就业率和失业、下岗率方面的承压逐渐显现。

在疫情下，从几个维度的风险管控上特别注意的也是国家在疫情风险管控上比较着力注意的一些点。

1、工业，尽管复工率高，但是生产效率低，产能低，需求可能还会不断的下降。第二季度的需求可能还会再下降20%以上。汽车行业产能利用率只有40%。发电厂煤耗3月份同比下降20%。

2、服务业，是这次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待服务业复工后，民众仍然存在出行的顾虑，以及出行习惯的一些改变，包括餐饮习惯的改变，选择交通工具的改变等。服务业的恢复速度是这次疫情里是相对来讲最慢的。预计三产全面恢复时间可能要延后到2022年第一季度。这也是限于疫情能够在全球得以彻底控制的前提下。

3、房地产行业，资金链、资金量断裂可能性比较大。15%到20%的银行贷款都用于地产的开发，但房地产的销售在一季度下滑是非常严重的，二季度现在仍然不被看好。30个城市的销售额从2月初下降了95%，到目前恢复接近去年同期七八成，开发商承债压力非常大。整体债务到期，包括债务兑付，大量都会集中在今年三季度，9月到10月会达到高峰。什么时候买房子比较合适，可能在9、10月份跟开发商砍价是最好的时候。

4、货币政策，中国会出现债务水平大幅上涨，债务比GDP的比例会上涨15%到20%。我们说建议发行特别国债，利用健康度更高的中央政策、财政政策。另外国债利息支付水平是比较低的。

5、失业率，今年870万的应届大学生就业，一直是国家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有40%左右的应届毕业生处在没有找到工作的状态下。3月份官方城镇调查失业率在6%左右。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比较大，这里面还有大量的个体经营户，工作受到疫情影响是极大的。综合服务业和可选消费需求的低迷，外需大幅下降的冲击等，都对就业影响比较大。最近有一项调研显示，我们国家目前实际新增广义的失业人数可能将近五、六千万到七千万的地步。对应的广义失业率确实还是比较高的，在20%左右。

以上5项是中国经济在后疫情时候风险管控的一些重要要素。

对于未来的一年，疫情后总体的判断，经济界包括各界有三种判断，乐观的，悲观的，和中观的。不管是哪一种，经济要完全企稳，至少也要等到2021年一季度。大规模、长时间的疫情导致经济局部衰退，或者部分衰退，已经是难以避免了。本次衰退严重程度肯定也超过了2008年。一旦疫情防控到年底还不能完全解除，衰退程度可能会更加大。所以现在各国都在纷纷顶着疫情，希望尽快重振、重启经济。但基本上要到三季度，才会看见比较明显的疫情走势的效果，所以对我们全人类来说挑战还是非常严峻的。

这个图是欧洲的一个总体统计，我们拿法国、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伊朗做一个对比。这里面三个柱子，分别是病死率，60岁以上人口，65岁以上人口。我们可以看到老龄人口多的，老龄化比较严重的社会结构下的国家，在这次疫情里面，病死率就是比较高。我们也看见，老龄化人口的国家，特别是这种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问题面前，它的抗击和抵御的压力是最大的。

欧洲各国老龄化问题普遍比较严重，也就是这次在疫情过程之中，感染致死率会明显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也包括医疗防控、个人生活习惯，但老年人对于病毒的抵抗力较年轻人更弱，在这次疫情里，特别在病毒性的疾病面前展现无疑。

老龄化社会也值得我们关注。中国会在十几年内进入一个非常标准的老龄化社会，使得我们社会在抗击突发性公共安全问题面前显现脆弱性。在疫情中，年轻的伊朗，感染病例已经超过了9万人，而且发病速度非常猛，但是死亡率相对来讲一直都是比较低的。这也跟伊朗国内年轻化的人口结构有非常明显的联系。我们看见老龄化对于社会公共安全和社会公共治理压力，还是有明显的正相关。

全世界人口规模增长的趋势，从2020年到2100年，下面这80年间，人口继续在全球范围内保持一个增长，增长的速度会非常明显的逐渐放缓。世界人口应该会在本世纪末停止增长，达到一个平台期。后面会不会全球人口下降呢？这个是目前大家非常关注的，和各种人口学家进行研究的一个话题。

中国的人口结构，我们基本上有一个明确的测算。从1966年到1974年，是中国人口第一次人口高峰，恐怕也是绝对的一个高峰，以后不可能再有这个高峰了。66年到74年，8年间净增加的新增出生人口增加了将近2.9亿，第二次高峰是1985年到1996年，增加了1.84亿。

1966年到1974年的2.94亿人口到2019年是53到45岁。到2034年，现在往后数14年之内，这一批人口会处在60岁到68岁这样一个状态下，也就是说截至2034年，从2026年到2034年会集中出现将近3亿新增60岁以上人口，这是一个非常迅猛增加的时间。

在20年后，中国60岁以上人口会达到4.1亿，20岁到60岁的人口劳动会降到6.96亿。也就是说20年以后，我们以14亿人口基数不变的状态下来看，三个人里面有一个60岁以上人口，这个数字还是很惊人的。我们很多服务业可能都会由大爷大妈来担任。其中最有活力的20岁到40岁人口，在20年间将会从4.36亿降到3.02亿，这个数据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目前我们养老金缴费比例是38%，说明有大批的职工没有正常的被交纳社保。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是11622亿。这1万亿里面，其中财政补贴是11655亿，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的实际盈余是-6033亿。相比2013年养老金的缺口会是越来越严重。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20年之内，后面的人难以再为需要养老的人，覆盖他们养老金的需要，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未来这么庞大的老龄化人口的养老问题、养老金问题，怎么能够制造或者解决出来，这可能是我们国家特别关注，社会各界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前几年就看见了这个问题，国家也开始着力解决，消除过往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一些未来惯性生育率降低、出生率降低的问题。但是这次疫情带来很大的一个问题，2034年就会达到将近有5.5亿60岁以上人口国家的状态。在这之前的时间里，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在人口红利快速退出之前，用效率型社会逐渐替代依赖人口红利增长社会的现状。如何能够在短短15年间能够完成经济发展要素和动力转换的问题。

这次疫情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使得我们在未来1到2年内，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经济负担、经济包袱和经济滞后的问题，可能会进一步浪费或者拖延我们去快速解决社会新旧动能转换的步骤，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本来时间就已经很短缺、很紧迫，这个问题在这次疫情出现以后，会给我们带来更严重的滞缓，导致我们调整的时间变得更加紧张。以当前中国人口结构来讲，综合实力还有10年的上升期，中国需要立即开始为10年后的人口结构进入衰退期进行战略布局，其实时间非常紧迫。

下面这10年恰恰是新技术和新社会发展动能形成稳态和形成生产力的重要10年。我们能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抢占这些新的经济动能话语权或者掌控力，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疫情又会给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带来更加复杂的、叠加的挑战难度。所以在疫情的恢复、后疫情时代新的战略问题上，对于人口衰退的经济布局问题，要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去讨论。

到2030年，就是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重要的拐点年，人口年龄中位数将会上升到43岁，同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比重会快速上升。到2034年，60岁以上人口将在5亿人左右，占比35.7%，到205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会超过30%，后面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这也是因为我们的出生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66到74一下子增加了3亿人口，后来又实行了强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又下降。所以整个人口结构变化是受66到74这一大坨人的年龄变化而带来的全部人口结构变化，这两个关联度是非常高的。

从抚养比角度看，2020年还有将近10到14年时间是处在9亿劳动人口对5亿被抚养人口的状态下。我们在2034年应该会逐渐快速过渡到9亿被抚养人口对5亿劳动力人口的状态下，这个天平整个就发生了倒转，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挑战，而且这个变化还不是一个缓慢到来的过程，它是一个突发性的过程。大约会从2026到2034年，一下子就倒转。这个引起我们的思考和我们社会治理以及如何转变经济发展动能有非常大的逼迫作用。

我们看一下中国人口几个比较明确的趋势。

趋势一，中国劳动力会转为负增长。劳动力无限的供给曾经是大家脑海里好像非常自然的现象，也是中国经济一个重要的优势。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劳动力供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一个劳动力从过剩转向短缺，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开始快速减少。按照联合国统计分析，中国劳动力人口会持续加速减少。前面也提到了，到2050年会减少将近2亿劳动力人口。

趋势二，人口抚养比发生重大的变化。抚养比是社会管理学和人口管理学上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非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对比。2011年是中国人口抚养比的一个拐点，当年的数据是34.4%，也就是说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要养活34.4个非劳动年龄人口。到此后30余年，中国这一数据会一直呈下降的趋势。2017年老年抚养比会达到37%，也就是说100个劳动人口要抚养37个非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

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出现明确的减少，老龄人口同步在增长，人口的抚养比将会越来越高。我们说到2034年—2040年这段时间，抚养比大概率会上涨到85%，也就是说100个劳动力人口会养活85个非劳动力年龄的人口。2019年，日本人口抚养比、人口负担系数在56%左右。中国这个问题很有可能15年以后在国际上会非常突出。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是未来国家发展最严峻的一个问题，其他问题都不如这个问题来的更加严重。

趋势三，老龄化。预计10年后中国人口将会出现负增长，老龄化比例快速趋高。1970年到2010年这40年，老龄化水平从3.76%上涨到8.4%，平均每年提升0.12个百分点。2011年到2030年老龄化水平会达到23.84%，2030年到2034年间将会产生一个突变点。2040年以后，由于健康水平和社会福利体制越来越好，长寿人口会增加，中国进入到高龄化的一个阶段。可以看到，1970年出生的人到2040年已经是70岁了。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40年到2045年，这5年间中国人口平均的寿命会达到80岁。2041年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占比将会达到5.15%。我们会进入到不仅仅是老龄化社会，甚至会进入到高龄化的一个过程。

趋势四，我们城镇化率和城镇人口会趋稳。2019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了60%，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也就是说中国人口的60%都生活在城镇中。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会达到70%。我们说的老龄化突发性拐点期达到70%，基本上城市化和城镇化趋于稳定。

趋势五，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1990年中国14岁以下的人口在27.7%左右，青少年比例还是非常高的，65岁以上人口占比56%。90年时候的抚养比在49.9%。中国人口在2029年达到峰值，大概人口的总量就趋于稳定，在14.4亿，之后进入持续负增长。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2到1.4，我们国家统计局显示的是1.6，人口负增长会在2027年前提前出现。2065年将会减少到11.7亿，相当于回到90年的人口规模。总数虽然一样，但是里面的结构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从现在开始40年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越来越趋于老龄和高龄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我们在面临第四次人类技术新的跃迁过程，以及同时迎来的人口结构急速老龄化过程，这两个过程交汇的时候，有5点问题值得好好思考。

1、人口问题如果不能够得以很好的解决，或者没有一个应对方案的话，我们将会身处在一个复兴和衰竭交替的21世纪，这里面有几个论点。未来每对中国夫妇要抚养4个老人，20岁到40岁的人口将会降到20%以下。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会达到2万美元。北上深就会成为世界最繁华的都市，也是科技文化的创新中心。这是我们描绘的一个未来10年发展的途径。

30年以后，我们人口规模会快速缩小，人口结构会快速进入到一个老化阶段，将令中国国际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匮乏，会出现一个后劲衰减的问题。我们很有可能会迎来国力兴起，同时又面临出现衰竭的这样一个非常尴尬的交替世纪。这是国家命运包括战略抉择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时间浪费要尽最大可能性缩短，要保护过去5年所产生的新旧动能转换里的这些苗子，不要让他们因为疫情的冰冻期又枯竭、冻死，这是对前面积累巨大的浪费。

2、人口政策不应该以数为本。法国鼓励剩余的财政支出，每年达到了830亿欧元，占GDP5%。俄罗斯也出了很多鼓励生育的政策，每个孩子3岁就可以领取25万卢布。德国拨款40亿欧元，生一胎获得政府2.5万欧元的生育奖金等。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鼓励生育政策相当滞后，我们在这两年才开始比较明确的取消生育限制，鼓励生育的政策明显不足。

3、从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化，积极投资健康和教育产业，充分利用我们可以利用的人口红利。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尽管近年经济发展非常快，但是人口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越来越显著。社会保障和服务不充分越发显现，所以在扶贫攻坚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完成基本扶贫问题之后，国家应该高度重视欠发达地区人口发展问题。努力消除贫困的前提下，积极保障人口的营养健康，提高卫生和教育服务的覆盖质量，促进人口资源的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的优势。

这里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以前我们把人口红利用在一些非常低端的消费，包括制造业等方面。其实我们对人口红利、人口资源的优势转化为高技术人才、高能力人才和高创造力人才的人力资本优势的转化是非常差的。在这一点，包括职业培训，社会种种福利制度、教育制度的改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在人口出生已经减弱的情况下，不能提高这些人口的人力资本质素。

4、找到低生育率的问题根源。低生育率普遍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国家也应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很多超低生育率的国家，育龄妇女平均生育意愿也达到二胎。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具体到中国，包括生育、教育、职业发展的冲突，婴幼儿养护，服务体系的缺失，育龄延后，所导致的生育率下降，性别观念，生活成本高等等。包括由于经济不稳定、经济状态不好所带来的就业不稳定等等问题。只有认识到低生育率现状的根本问题所在，依靠政策和普及人口知识，来扭转人口的困局，这是特别需要全社会去关注的一个问题。

5、在移民制度和移民政策上，也是增加人口和改变人口结构重要的路径。国际迁移对于消除贫困，促进迁出地和迁入地可持续发展都非常有利。我们也看到美国这些年的强盛，跟它非常强有力的移民政策、移民制度有关系。中国国内的人口流动活跃，跨境流动人口规模也在不断持续的增长。需要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挖掘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支持的作用，包括包容性的增长。也应该在科技创新，在领先的一些知识结构，以及要求比较多元化的，多层次的领域内，广泛吸引国际人才和国际人口在中国的落地和落户。这个问题我想也应该坚定不移的执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