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效率到安全——疫情冲击下全球供应链调整及应对

以下内容节选自直播实录：

本文内容主要分为四部分

1、全球供应链调整趋势及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

2、疫情对于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影响

3、未来全球供应链调整机制的猜想

4、中国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调整的趋势

回顾一下过去20年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大趋势，从全球直接投资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两个指标来看，大致上把2000年以后全球供应链调整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金融危机以前，也就是2008年以前，这个阶段整体来看全球供应链是向着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合作的方向来发展。

第二个阶段，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供应链更多的是朝着一个封闭和萎缩的方向来发展。

据联合国贸发组织2019年的统计，2008年以后的10年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只有1%。2018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量是负增长，减少13%，是继16年、17年、18年以后三年连续下降。金融危机以前，也就是2000年到200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年均增速是8%。

所以从全球直接投资来看，全球供应链由开放转向封闭的这种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金融危机以前，全球直接投资整体上处于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反转趋势。

另外，据世界银行2019年的统计数据，全球供应链调整的趋势也非常明显。从2000年到2007年全球价值链，特别是复杂价值链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GDP其他组成部分，就是超过了GDP本地创造的增加值和简单贸易创造的增加值。

复杂价值链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最终产品的原材料或者零部件，在它成为最终产品之前，已经跨越了最少一个国家的国界，至少进行了两次或者两次以上的国际贸易，这样的全球分工就叫复杂价值链。如果在进入最终产品之前，它的零部件或者原材料进行了一次国际贸易，这种被称为简单价值链。

2007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价值链整体上呈现一个萎缩的状态，特别是高技术部门和中技术部门，07年以前上升，07年以后下降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高技术部门和中技术部门以及复杂价值链主要是哪些产业呢？主要是产业链条比较长的产业，比如最典型的像汽车、电子通信、ICT等等这种产业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在金融危机以前，越是这种产业链比较复杂的产业，越是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而金融危机以后，这些产业整体上是朝着一个封闭萎缩的趋势发展。

不管是从全球直接投资的数据还是从全球供应链的参与度，这两个主要的指标来看全球供应链都呈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在金融危机以前，整体上是开放的，金融危机以后是朝着封闭和萎缩的这样一种方向来发展。

从分工的形态上来看，为什么过去会发生这样一个开放再到封闭的变化？

全球的国际分工第一种形态是产业间分工，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口更多的是原材料，进口的是一些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

第二种形态就是产业内的分工，比如说中国逐渐有了汽车的生产能力，开始向国外出口一些低端的汽车，同时也从国外进口一些高端的、高附加值的汽车，就出现了产业内的分工。

第三种形态就是产品内的分工，比如说中国来生产汽车的一些零部件，同时又进口国外的发动机，然后在中国组装，这样就形成了产品内的一种分工。甚至在某个零部件里面都出现了这种分工。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分工其实是越来越细化的一个状态。为什么会出现全球开放、合作、分工、深化的一种趋势呢？大体来看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随着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进程加快，大大降低了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跨国公司进行跨国投资，全球管理、全球研发的管理难度、管理成本大幅度下降。这样大大增加了制造业工业可交易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整个制造业从产品架构的角度来看，整个制造业变得越来越模块化。什么是模块化呢？大家可以简单的想一下，我们的台式机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模块化的产品。你买了主板，买了内存，买了内存条、硬盘等，自己就可以组装一个电脑，一个台式机，这就是很典型的模块化的一种产品。

整体上来说，几乎绝大多数的制造业都会呈现这样一种周期性的特点。最初，它模块化程度会比较低，随着技术的发展，模块化程度会越来越高。为什么要推动模块化呢？因为模块化以后，产品的开发速度会大大加快，产品开发成本会大大降低。一方面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制造业跨国交易的可交易性，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产品设计越来越模块化，这样就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进行产业内的分工和产品内的分工提供了技术条件。

第三，在这两个背景下，各个国家都能够从分工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好处。比如说发达国家最典型的苹果手机，它把制造放在中国，然后把设计留在美国。这样外包分工的方式既有利于提高苹果在美国的资本回报率，同时在中国也创造了就业，创造了增加值，所以它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各个国家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都采取了更加开放、合作的一种政策导向，形成了这三种力量，推动了过去几十年整体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朝着一个开放合作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趋势出现了一些调整的趋势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中国自身的原因或者发展中的国家原因，就是要素成本在上升。大家知道，过去我们的土地、人工、能源等生产要素的成本几乎都是上升的，使得我们过去的比较优势或者低成本优势在逐渐的弱化。仅仅从成本来看，我们的区位吸引力在逐渐下降。

第二，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反思它的产业政策，或者产业发展战略。特别是美国，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对于中国的贸易和技术打压的强硬姿态。其实在特朗普以前的奥巴马时期，美国已经出现了要促进制造业回流的战略导向以及具体的政策。

美国为什么要促进制造业回流呢？美国的制造业占美国GDP比重只有11%点多，但是美国私人部门研发2/3是发生在制造业，可以说制造业是美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土壤。技术创新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所以美国不仅是看重制造业对于美国经济增长、就业这样的作用，更深层次是因为随着制造业向其他国家的外流，美国创新能力受到了损害。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整个制造业战略导向已经发生了一些调整和变化。促进制造业回流，它的根本目标就是通过制造业回流，确保美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可持续性。

中国自己的要素成本上升，欧美保护主义或者本地化生产的政策诉求等要素，推动着全球供应链朝着封闭和萎缩的方向来发展。

全球供应链在过去20年由开放到封闭的变化，它背后的一个经济学逻辑是什么呢？新古典经济学主流的理论认为自由贸易是双赢的，最典型的就是比较优势理论，还有赫克希尔提出的自由贸易的国际贸易理论，对于国际分工的双方都是有利于增加它的福利的。但是在2000年以后，经济学界对于国际贸易、对于国家福利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成果有两类：

1、以Grossman、Helpman、feenstra为代表的研究外包的经济学家，他们相对比较倾向于主张自由贸易，认为外包这种贸易全球化的形式有利于增进美国的福利。他们基本的观点就是在外包的过程中，美国可以在全球外包、全球分工过程中获得更多价值的分配。

以苹果手机为例，早些年国外学者有对苹果的增加值做过一个分析，如果苹果的增加值有1美元的话，大概中国从其中分配中的价值不到1毛钱，不到10%。虽然整个生产甚至很多零部件都是在中国，但是我们从这个最终产品的最终价值所能分配到的份额非常有限。绝大多数的价值是被美国的企业所获得的。所以Grossman、Helpman为代表的学者，他们整体上支持全球化，并认为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下，美国可以从共同创造的价值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2、以Samuelson为代表的学者，Samuelson在2004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全球化有可能损害美国的福利。在什么时候呢？当赶超国家或者后发国家的生产效率或者它的技术能力越来越逼近领先国家，甚至赶超领先国家的时候。所以自由贸易并不是绝对有利于领先国。

通过这样一个理论，很快就能明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的打压。过去几十年，为什么全球化会朝着一个开放合作的方向来发展呢？因为中国跟美国、欧洲、日本的技术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随着技术能力的提升，特别是正向设计能力甚至原始创新能力大大加强。再加上中国大规模市场优势和生产制造低成本的优势，使得我们的产品越来越有竞争力。甚至我们在高铁、5G等一些领域实现了赶超，所以在全球价值创造的体系里，领先国家能够从中获得的收益或者好处就越来越少，中国从中获得的好处就越来越多。

首先看一下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短期影响，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3月中旬以前，由于封城和隔离等措施，对中国供应链的影响就是本地供应链阻断。

第二个阶段是随着疫情向欧洲、美国的扩散，其他国家开始采取隔离等措施，导致国外的消费和生产停滞，从而使得对我们中国工业品的需求下降。所以它是从需求端来反作用于中国的供应链。

第三个阶段是随着疫情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大，整个全球供应链的关系成为政府和企业关心、思考的一个问题。

长期来看，疫情对于全球供应链调整的一个逻辑发生了变化。疫情对于全球供应链影响最为根本的点在于什么呢？疫情本身并没有改变各个国家的成本结构，也没有改变各个国家的竞争力。但是疫情促使各个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真正的关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

过去全球供应链调整的主导逻辑就是效率，哪里生产效率低，跨国资本就把它的生产转移到哪里。未来全球制造业资本的生产力布局不仅仅要考虑效率的问题，还要考虑到安全因素。这样一个调整变化，会直接的影响到欧美对于目前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的态度。

什么叫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呢？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们的工业增加值在全球的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是1/4，中国在全球中间品和资本品合计份额能够达到全球1/3。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是65个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不是全球价值链的中心，但中国是全球生产制造体系的中心。因为我们从这些增加值、贸易结构、贸易规模等数据，是可以支撑我们这样一个判断的。

疫情对于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影响就在于当前驱动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因素，由效率到安全因素转变。欧美的政府和企业要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的呼声越来越高。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在疫情期间曾发表讲话，称这次疫情是全球化游戏的改变者，因为它暴露了国际供应链的脆弱性。他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是一个脆弱的供应链，疫情暴露出对中国不合理的依赖，全球特别是医疗和汽车行业的供应关系需要重新考虑。他认为全球的生产制造过度集中于某些国家是不负责任和不合理的。总之，疫情使得发达工业国家开始重新思考供应链安全问题，希望通过其他的一些政策手段来促进、扭转目前这样一个全球分工体系。

另外，这次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安全最为突出的一个产业就是医疗、制药行业。美国FDI（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声明里讲到，美国有20种药物短缺，而这些药物的原材料或者成品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这些因素使得欧美一些国家在疫情期间，包括后疫情阶段，重新思考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问题，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性会成为发达国家全球供应链布局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为了解决供应链安全问题，欧美未来会推动全球供应链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主要是两个方向。

第一，供应链多元化。不仅要从中国大陆来采购中间品和资本品，而且更多的要通过其他的地区生产和进口中间品和资本品，这样来降低供应链的风险。欧美国家整体生产制造的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短期内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但是在供应链多元化的政策诉求下，相对可能性比较大的趋势就是周边化生产。比如说美国在拉美国家来生产，欧洲国家在东欧甚至土耳其这样的国家生产。

第二，供应链本地化，就是前面讲到的制造业回流。制造业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创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更重要的在于制造业是创新的土壤。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创新都发生在制造业。虽然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比重一定会超过制造业，超过工业，但是服务业更多的是使用技术、使用创新的部门。而创造创新、创造技术的主要部门一定是制造业。正是这样一个原因，欧美国家在金融危机以后，开始重新来反思他们的制造业战略。通过税收、贸易政策等一系列政策，促进制造业的回流。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其实全球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些战争、地震等外生冲击事件。之前也有SARS，日本的福岛地震等事件。但是一旦这些事件告一段落以后，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又按照它的逻辑——效率逻辑来推进。

福岛是集聚大量高技术特别是底层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一个地区，2011发生了毁灭性的海啸和地震，欧美很多供国家也受到了供应链停滞的影响。但是当日本生产产能逐渐恢复以后，全球供应链仍然按照之前的逻辑在发展。所以很多人会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是在疫情期间，大家会强调供应链安全因素。但是疫情之后，全球供应链安全因素是否又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因素呢？我认为这次疫情真的会促使全球供应链调整。

为什么这样讲呢？它可能有两个机制。

第一，制药行业，包括医疗器械行业形成的一种示范效应。我们都知道，全球供应链分工程度最高的产业是哪些呢？是机械、汽车、电子通信等产业链比较复杂、技术也比较复杂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全球化程度更高，全球分工也会更加复杂。这些产业近几年仍然在中国高度集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形成了产业集聚的效应，一旦形成这种集聚效应，它内生成本下降的动力就会形成。疫情之后，汽车等等一些行业，马上发生调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首先应该是在制药、医疗器械等涉及到公共卫生安全产业开始。一旦从某些产业开始发生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并且逐渐形成集聚效应，它会对其他产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

第二，美国对于中国的技术和贸易打压可能会进一步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政策的保守化和封闭化的方向来发展。这样它会产生一个连锁效应，从而推动全球供应链重新格局的调整。

综上所述，后疫情阶段全球供应链可能真的会发生一些深层次的调整。主要机制一是由制药和医疗行业首先开始的供应链调整，以及对其他行业形成的示范效应；二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打压和技术打压等等，推动新一轮全球保护主义抬头，它会形成一个连锁效应。一个是示范效应，一个是连锁效应，两种机制会一定程度上推动全球供应链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1、我们应该利用疫情的机会，转危为机。

（1）全面加快有序复工复产。如果在疫情常态化下，我们仍然能够非常高效的复工复产，就可以向全世界充分的显示，中国供应链的韧性和活力以及不可替代性。福岛事件之后为什么全球供应链没有调整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的基础零部件和核心原材料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很快、有效的复工复产，就可以提高全球供应链对于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性和不可替代性。从而把握疫情，把疫情的冲击转化为一种机遇，提高中国的企业、供应链在全球话语权。

（2）长期来看，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就是我们应该调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打压的大背景下，现在国内学术界、政治界包括企业部门一个主流的声音就是进一步优化我们的投资环境，来吸引国外投资进入中国，提高我们的区位吸引力。我想强调的是，当欧美推动全球供应链本地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的时候，我们更加重要的一个问题不是吸引国外这些投资，而是中国企业主动走出去，占领国外的市场。

2、一定要加快自身基础创新体系的发展，来提升制造业原始创新能力。

整体上来看，中国过去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由模仿创新到正向设计能力，未来一定是向着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背后是我们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技术创新方式的一种变化。而这种技术创新方式和技术创新能力背后，又是我们技术创新体系的变化。所以未来中国的创新体系一方面要更加开放化，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自身本土的技术创新体系，让我们大学、科研院所等等技术扩散服务机构更加高效。

3、完善中国产业链安全体系

过去不管是从国家地方层面来看，还是从各个经济管理部门角度来看，整体上都是发展导向的，都是技术赶超导向的。我们整个产业链的安全管理体系基本上是缺失的。我自己认为随着疫情的发展，随着中美贸易摩擦，随着全球供应链的调整，产业链安全管理应该成为产业发展之外的一个约束性和前置性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战略应当放在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这个大的框架下来研究和制订。这样才能为未来中国的供应链安全评估和风险预警管理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才能真正使得我们更加有效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应对全球技术变化，应对疫情灾害甚至战争等等一些突发性事件，对于我们产业链安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