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目标与挑战

以下内容节选自直播实录：

本文围绕三部分内容展开

1、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和现阶段三个背景性基本问题

2、与疫情相关的当前突出问题

3、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态势预测

中国的现代化推进过程，应该讲在改革开放之后，进入了快车道。甚至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里，几代中国人所追求的现代化远景，在一个越走越宽的道路上实现了。

2010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后两年内迅速降落到8%以下。再往后3年左右的时间，经济缓慢落到7%以下，2015年报出的是年度6.9%。从1992年到2010年，18年左右时间的高位增长速度难以为继。究其原因，我们主观的感受到了矛盾凸现带来的问题。从物的视角上，首先是环境污染的因素，以及食品安全的威胁，中国大量的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还能不能健康成长。

从客观比较来说，中国经济2010年以后的增速下行，经济在放缓下行过程中间的表现和其他的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共性、规律性的特征有相通之处。

回到刚才的曲线图，2010年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以后重回两位数增长局面，这时候我们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4000美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可比口径，我们是稳稳的在这个状态下坐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这把交椅上。进入这个阵营，跟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共性经验放在一起来看，无一例外都要告别原来在比较低的人均收入状态下，实现经济起飞的那种高速度。

在转换过程中，我们自己寻求的是速度虽然往下调整，但是不能一低再低。必须是调到能够使中国继续保持超常规发展特征的中高速上，继续推进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超常规发展过程。最关键的，伴随实质性的诉求需要高质量发展、升级版的发展。而解决这个问题，中央认定我们必须主要解决矛盾主要方面的结构失衡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下行过程中间，2013年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新常态”概念。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指导之下，需要在升级版发展的诉求上完成一个L型转换。大写的L是增速往下落了以后，要拐出尾巴来，进入一个大致平台发展状态。这样一个战略判断和对于L型转换的战略诉求，贯彻到实际的经济工作中间。

而这样一种“软着陆”过程，追求中高速落到一个平台状增长的意愿，本来是很有可能性的，到2015年下半年以后得以实现。而在实际的运行中间，2015年下半年速度是四季度落到全年的6.9%。6.9%就成为以后12个季度的上限。之后的12个季度之久，低也只低到6.7%。按照经济学的语言，已经是中期概念。

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是经济增长速度往下走，2018年下半年开始，6.7%的底线失守。到了19年全年算起来，我们只有6.1%的增速了。这样是把我们自己已经意识到的发展阶段转换因素和贸易战以后带来的对于我们发展的不利因素，综合在一起看到，原来所说L型转换没有能够稳定。

那么在整个诉求上面，我们还不能放弃要去完成这样一个L型转换。所以要寻找在冲抵下行因素之后，有没有可能相对快的在一个重心调低的状态之下，仍然是中高速增长，仍然能够满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最近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

在这个诉求之下，出现了新冠疫情，首先在中国形成了非常严峻的局面。当然中国作为大的经济体，率先比较有决定性的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现在虽然还在防范输入性新的病例，但总体来说局面控制住了。其他的经济体，要说到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度的情况都比中国严重。

外部世界这样一些不利因素又反过来冲击着中国，我们的经济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间，又有了外部巨大不确定性的挑战，形成了这样一种交织的局面。今年一季度，GDP增速一下子落到几十年没有过的-6.8。二季度形成正的3.2增长以后，把1至6月份合计而形成的增长速度拉回到了-1.6这个位置上，这是我们面对的基本情况。

这样一个局面是前面10年视野之内经济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转换，加上后来不期而至的中美贸易战冲击，以及新近带有非常巨大的冲击和不良影响的突发疫情。“三重叠加”形成一个具体的局面。

制度框架、制度安排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推进。惰性的制度因素，让好的官员难以有作为，甚至被逆淘汰。另外一些机会主义、投机取巧的动机在官场里面就会有它的空间，这个问题不可忽视。

客观的讲，中国在走上现代化之路之后，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国际化合在一起，还要伴随新经济或者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化，这样一个生产力解放非常重要的发展潮流。

五个概念合在一起，说到全面改革，还要加上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伴随着行政体系、政治体系改革的民主化、法制化。这些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间，我们认为它带有共性主潮流的因素。中国大踏步跟上时代，就要抓住这些发展的主潮流因素，做好自己的事情。

中央决策层、管理部门多次说的中国经济基本向好的趋势也有改变。中国的工业化还有多大的空间？其实中国沿海区域的一些高地，有工业化后期的特征，但是在中部、西部，也包括沿海的一些洼地，总体来说是工业化的中期，甚至是初期。全中国是工业化从中期向中后期为主演变的这样一个特征。这也符合城镇化反过来印证工业化发展已有的成就。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的后期是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它高速发展阶段的完结，但中国不是这样。现在没有欠账的城镇化水平就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出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是掺水的，有明显欠账的。进城的2亿多人已经在城市区域生活多年，他们现在的工作早已经脱开农业，但是被称为农民工，就是因为他们的户籍还在农村。为什么不能给他们城市居民户籍呢？

现在我们再往上一年走一个点，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还要延续20年左右。工业化、城镇化合在一起的判断，一方面说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经济体，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未来的成长性和伴随成长性的韧性、回旋余地、潜力空间是相当客观的。

我们仍然要有一个面对未来的发展，积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哲理意味。也是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宣示的中国所追求的这样一个跟古代中国先贤的“大同理念”相通的远景目标。

简单把现在的新冠和当年SARS做个比较，很清楚的仍然是四大阶段，当年如此，现在依然重复这四大阶段。

第一阶段，迟钝。

当年SARS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缺乏经验，但是这次武汉出了疫情以后，开始又有这种迟钝和拖延，甚至可以说瞒报的问题。

第二阶段，突发严峻性局面。

人传人已经成为全社会都知道的情况，病例大量发生的情况出来了。

第三阶段，启动非常时期战时状态抗疫。

当年SARS的时候，中财大、人民医院等等疫情群发的区域，实行封闭化隔离。严格的管理和紧急动员我们的可用力量，全速建成了小汤山集中医治的医院。今年武汉又是以封城开始，紧跟着封社区、隔离，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全国一起防疫抗疫。

第四阶段，疫情明显缓解，直至消除。

我们现在还处在这个过程中间，时起时伏的疫情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还得密切跟踪。

未来疫情如何演变，主要来自外部世界巨大不确定性。人类社会必然也是在处理这些挑战过程中间，还要继续往前发展。

我们现在在新冠的冲击之下，有以下几点分析的视角，我简单提一下。

第一，短期和长期。我们还是要注意怎么样衔接好可持续发展，这种不确定性在其他经济体那里表现的非常突出，险象丛生。中国自己的确定性越来越明显，外部世界还不明确。最不利的情况，也是两年为期有盼头了。为什么呢？现在疫苗进展还是传来了一些确定性、阶段性的，给人以欣慰的消息。另外，治疗药物的探索也在积极运行。综合来看，短期到中长期，中国确定性带个头，世界的确定性也会逐渐提高。

第二，总量和结构视角上，我们仍然要特别注意。总量的扩张现在有一系列的政策，这是必须采取的。在结构优化方面，我们仍然要坚定不移的追求以优化结构为主线的高质量发展。需求的扩张当然有必要，现在我们也特别强调扩大内需，这是我们确定性必然导出的方针上的侧重。在深层次上，我们要结合着继续深化改革的制度结构方面优化，有效的制度供给来带出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就落到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生产力布局一系列结构的优化上，同时也有优化收入再分配。

第三，增量。疫情突发以后，意想不到的很多应急反应动员出来的存量潜力给人印象深刻。比如说中国生产新能源汽车的厂家可以在几天之内就把生产口罩和防护服的生产线投入运行。当然我们动员存量潜力的同时，特别注意提质增效，增量的边际上面更高水平的绩效是进一步引导整个产出绩效的提高。

第四，政策和实施方面的关系要处理好。我们很多政策设计看起来方向正确、要领明确，但是它的贯彻和实施需要靠整个治理体系和执行能力使好的方针政策基本不走样的贯彻到实际生活以及基层。这次疫情，领导人说是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治理现代化，政策设计方面要提高水平，还要有政策执行方面减少扭曲，真正贯彻这方面水平能力的提高。我们立足于国内实施的很多政策，实际上要处理和全球互动的问题。这也是执行体系必须处理好的。

相关的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我点到为止的说一下。

第一，老百姓过日子关心的物价会怎么样。前些年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管怎么讲困难，CPI一直波澜不惊，非常理想的在正值的区间波动，一直走到了2019年下半年。后来由于猪肉价格的猛升，带动着一些食品和食物替代品，包括蔬菜也是替代品系列里面的组成部分，一起跟着往上走。这就有一个CPI在年底前后曾经冲高的过程。现在这个冲高过程已经明显回落。今天说控制在3.5以下，有很大把握的。

基本的道理是什么呢？CPI的上冲不是因为货币供应量过大，它就是因为结构性的问题。前些年我们这方面有偏差的在控制污染，地方政府几乎不约而同意识到控制由于养猪造成的面源污染，是直接支持他们政绩的。所以不遗余力在这方面发力，小型养猪厂特别是大量农户散养的猪只都被控制住，从存栏数里面大量的消失。过了一定临界点之后，市场猪肉供不应求。

今年看CPI，大家不用担心出现多么大的物价上涨问题，看另外一条线就更没有问题了，这就是生产资料制成品出厂价格的PPI。PPI在经济下行空间，贸易战打响之后，在波动中间走了一个负值区间的运行过程。一直到19年年底，当时看起来有希望消除这个负号，但是疫情来了以后再次进入负值运行的区间。负值运行说明什么呢？它的通缩压力，换成经济学的语言就是你根本没有必要担心这时候货币投放量过多。所谓去杠杆所代表的控制流动性，控制货币投放，对这样一个指标的表现来说，没有对应性。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出现流动性供应过多，物价由此而出现膨胀趋势这样一个风险。

如果说的更开阔一点，由于流动性在这段时间必须增加，货币政策灵活宽松，已经带来了比较敏感的房地产市场在某些局部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控制它的价格回升。在深圳、南京都看到这样一个举措，那是另外一个视角的问题。总体来说物价是这么一个情况，在年内我们没有必要担心物价出现通胀式的扩大幅度上升。

我们已经习惯看的所谓先行指标，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能够看出走线趋势是高度敏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疫情出现以后，它一落千丈，荣枯分界线一直落到38左右；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以后，一路冲到51以上。现在是在荣枯分界线上方很低的  位置上在演变。我们可以不过多的计较它一个月、两个月的变化情况，修匀了看，它表现的是一个经济景气运行大致的情况。

接着我们对于整个发展态势，从中国到世界方面，做一个粗线条的预判和展望。新冠之前，年初我们还在讨论中国年度经济增速由于贸易战的影响，要往下再走一走，这个区间要落到6左右。但是新冠之后，有人说我们只能追求相对增速了，最典型的美国经济是-3，我们能走到+3，那么相对增速仍然超过美国6个百分点，我们和世界头号强国经济总量的距离在进一步缩小。

两会上也合乎一般人的预判，决策层、管理部门没有具体提出GDP增速目标，因为不确定性太明显。但是就业方面非常明确的提出一些年度目标，比如说最基本的就业保障，是城镇新增就业岗位要达到900万个，这是前面每年提1000万，又调到1100万以后，主动调低到900万。就业明确目标就可以使我们换算一下，按照过去19年的经验数据，要达到900万人就业，它隐含着的速度一定是到4%左右。

当然今年有一些特殊的保就业措施，我们可以放低一点，到3%左右。过去已经走到1个GDP新增百分点能够提供200多万个就业岗位，现在由于其他一些特殊措施，能够提高到300万个，也隐含着今年要有3%的正增长。未来，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真问题概念。我们从当下往前面看5到10年，中国要严防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现在已经从中等收入阶段一开始所说的3000到4000这样一个低位，走到了世界银行可比口径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上半区。

19年人均国民收入跟人均GDP差的不太多，这两个指标在中国计算下来口径很接近，是1万美元。1万美元再往上冲击，我认为有把握应该冲到1.4万，因为世界银行每隔几年要调高门槛。另外，国际经验表明过这个门槛风险很大，前面六七十年，全球有100多个经济体到中等收入经济体上半区以后，再往上冲关成功的是绝对少数，是1/10。中国也要注意到，在冲关的很多经济体里面，它是在门槛上面来回出现反复，有可能以后再落回中等收入阶段。我们如果能冲到1.4万以上，才敢说坐稳了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或者说进去以后波动中间比较有把握保持高收入经济体的地位。

如果我们中高速能落到5%或者5%左右，我们有个7、8年，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可以跨越的。但是不可掉以轻心。前面说的绝大多数国际经验表明那些经济体的样本都是原来发展看着势头还不错，但是到了这个门槛前面，就突然各种矛盾爆发，纠结在一起，经济突然失速，落入陷阱以后，一蹶不振好几十年。最典型是拉美一群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冲关没有过去，一直到现在还在陷阱里面挣扎。还有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那时候发展咄咄逼人的亚洲四小龙，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一蹶不振，现在还都在中等收入陷阱里面。

中国一定要有战略思维，宁可把我们的情况想的更严重一些。特别是现在，如果说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已经扩大到科技战、外交战，以后还会不会有人们担心的局部热战，都是未定之数。它会怎么样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速，现在也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绝对不可掉以轻心。怎么样严防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篇大文章，是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考验。

我们还有一个层次上面要考察的问题，就是要认识到我们宏微观不同层面上要处理的矛盾，要迎接的挑战。宏观的核心问题，中央认定的矛盾主要方面仍然是供给侧的结构问题，新旧动能转换问题。我们产能利用率不高，增长的质量问题比较突出，我前面说到的矛盾的交织都是不可回避的。中国工业体系已经形成了世界工厂之说,制造业所谓的强大实际上是大而不强，必须升级。中国制造怎么升级为中国创造、中国智能制造的中国智造，我们仍然是面对着严峻的挑战。

整个宏观经济环境，这些年中央反复强调，打造高标准法制化营商环境释放潜力。这个原则从上海自贸区开始，我们认为是非常高水平的，明确的说企业面对的是负面清单，法无禁止皆可为。让企业充分发挥充分性，去试错、去创新、保护产权，让他们在公平竞争中间释放活力。政府方面，反过来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是第一要义。

在宏观层面要合成一个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的通盘机制。到了微观，核心问题仍然是企业怎么样真正活起来，实体经济的生意发展尤其是在这些年感觉困难重重。我们的投融资创新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升级，我们的资金链和供应链、金融等等创新要注意有一些表现还相当不错的核心企业。怎么样通过供应链金融带动上下游大量中小微企业一起发展。疫情冲击之下，大量的小微企业首先是要生存下来，跟着是要寻求继续发展。

我们非常之时要有非常之策，政策上已经非常明确。今年两会在货币政策强调的稳健概念之下，继续灵活适度的同时，财政是三箭齐发，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抗疫国债，以及扩大支持建设项目的地方专项债总体规模。合在一起，几万亿的资金要配合着货币政策，掌握好扩大内需的必要扩张。

小微企业的情况，当下大家特别关心，适当的刺激，拉动整体经济的增长。在顺序上，我们看到疫情发生之后，首先是要向关键大型企业、重点企业倾斜。大量受冲击的中小微企业，特别是服务业，怎么样活下来？刺激政策现在已经落实到要有大量的国债资金等支持，财政贴息优惠贷款，落到实际运行的一线。中央、省往下走，中间的层级都是过路财神，要落到一线由基层政府把优惠贷款具体安排到小微企业头上，帮助他们生存和发展，带有普惠性质的政府支持正在执行过程中。

但是它也有挑战，说是普惠，也不可能简单的所有小微企业“推平头”，它必须有一个具体量值的合理掌握。如果没有一个基本公正的量化掌握的话，很可能各种拉关系、处关系，这种扭曲的因素会把这个事情搞的乌烟瘴气。实话实说，我们做研究者也在密切关注，这是对我们执行系统的一个挑战和考验。

外部环境方面，中美贸易战已经升级为技术战。美国打击中兴得手之后，现在全力打击我们最代表性的头部企业华为。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只能拭目以待，当然逼着我们必须举国体制2.0，解决核心技术芯片方面怎么样能够突破美国带头的打压问题。处理的好，它能够形成样品，能够带来由样品推进到的，假设核打击之下的报复能力而形成核威慑的战略平衡，就成功了。

举国体制2.0版是说你要生产出来合格的产品，还必须接受市场考验。成批量的，足够规模的、质量稳定的，全球市场可接受的产能怎么形成。顺利的话，一般认为举国体制2.0版在这方面突破也要5年左右，甚至5到8年。这个是我们眼下要清晰的、冷静看待的挑战性问题。

技术战后面的外交战，是不是有可能一直推进到擦枪走火的局部军事冲突。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掌控分歧，避免滑入类冷战，甚至局部的热战。在一系列不良信息的旁边，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美方和中美之间在缓和矛盾方面的姿态。当然还得看美国方面大选临近，特朗普拉选票对中国强硬态度对他来说是加分，所以他会把很多的事情做到极致。如果再加上他个人特性里面的不冷静，这样一些极端化的特征，还有他的班底里面极端鹰派的作用合在一起，我们当然要做最坏的打算，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争取最好的结果。

欧中关系方面现在看起来也在分化，英国改变了最开始的态度，跟着美国跑，对中国要明确的亮出对华为的封禁，但是它给出了最长7年完成这么时间表。澳大利亚跟着美国对中国采取恶劣态度。但是你要注意到德国和法国的态度有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德国，现在为止，它明显不跟着美国的调子走，我们还要在这方面争取更好的，把一些积极因素稳定下来，调动出来。中日关系方面，总体来说有好转的特征，希望能够稳定这个好转的局面。

从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特点来看，中美之间生产力层面决定因素是什么呢？是产业链的共享。我们现在早早就在产业链上，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贸易战剑拔弩张之际，有代表性的。有胆略的投资家马斯克，被称为“男神”式的投资家，在中国上海投资建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一年出头的时间，成规模的新能源汽车，特斯拉汽车就不断下线。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链上的共享，可不是简单的一些极端化政客想把它拿掉就能拿掉。很多心中有数的企业家，还在观察事态的演变，该出手的时候，他们可能意想不到的就出手。

我们希望这个基本特征和大趋势能够继续发挥作用。虽然有“脱钩”之说，但是你要说中美之间要完全脱钩，难以想象。贸易归零，产业链完全切开。这种事情，如果美国硬要做的话，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无异于它的自杀行为，中国绝对不会往这方面发力，美国如果在这方面发力，它的工商业界，它的一些多元社会里面的制约力量，早晚要表现出实际的制约态度和努力。

疫情之下某些局部和短期的表现会近似脱钩，现在都已经关闭区域性的领事馆，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发展态势会单项无止境的恶化下来。有人现在谈中美之间的断交，我觉得我们还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

从中国自己来说，扩大内需也有我们的底气。全球按联合国产业系列分类666个细分产业名录范围里面，中国一个不少，是最为齐全的。所以我们扩大内需方面，有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相对优势。从未来看，如果我们不能把现在这个最全的产业链在中国本土上问高端去提升，我们会面临两面夹击。先进的经济体技术水平明显高于我们，而技术水平低于我们的发展中经济体，他们的低廉劳动成本相对优势又明显对我们形成了一个必然的制约。

如果我们高端技术总是拼不过发达经济体，低廉劳动成本方面注定越来越不可能跟欠发达经济体相争，我们就被夹在中间了。夹在中间合乎逻辑的就有一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前些年，首先珠三角提出必须腾笼换鸟，这是别无选择的。一些大陆货的产能必须转到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孟加拉。腾笼之后换得来换不来鸟，升级更高的产能呢？这就是考验，你换不来，那我们这个局面就败坏。现在还有一个时间窗口，5到8年，我们还有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还有一个比较全的产业覆盖范围。

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努力往上升级发展，接近高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现在的“六稳”“六保”更多的考虑短期和中期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处理好扩大内需要领上的救急和发展后劲的形成，消费和支撑消费可持续的有效投资的关系。我们在扩大内需的同时，还要注意稳外资，努力继续注意对外的大循环。双循环是全面的概念，内循环绝不排斥继续努力的扩大开放。

我们要充分认识，民营企业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概念之下不可缺少、无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同发展，也有现实的混合所有制之路。PPP等机制创新也给了民营企业在PPP方面，按他们自愿原则切入的很多发展机会。

在中国建设过程中间，有效投资还要特别抓住领导人、管理部门现在非常看重的“新基建”。数字相关的“新基建”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支撑。它也一定会跟传统的基建（所谓“老基建”）融合在一起，特别在一些具体的数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它的硬件建设旁边必然要伴随着片区开发、综合开发，伴随着各种需要配套的架桥修路、园区、住宅区、医院、学校、商业网点、绿化带等等，一个都不能少。合在“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总体高水平规划里面，相得益彰的共同发展，扩大内需又形成支撑长远发展的结构优化的支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