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之势
中国资本市场50人论坛
本次会议的主题确定为“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引领民营经济新发展”,旨在思考和探讨“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场,稳定增长”,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
首先,民营经济是发展新生经济最重要的力量,从要素的可获得性来看,当前民营企业在要素市场上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推动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应该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的获取生产要素,依靠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的动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新实体经济意义更为重大。
其次,在当前这样一个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应该大力发展自己的科技和创新产业,这样就需要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健全科技成果和相关的产权制度,推进技术成果转化,为新技术、新成果提供新市场,为实体经济走向全球化的路线提供保障。
第三,利用资本市场要素,优化投资结构,激发全社会民间投资活力,更好的服务和催生新实体经济。在这个过程中间,当然政府也要更好的发挥作用,深化“放管服”改革,做到放活与管好有机结合,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只有多举并错,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实体经济,中国经济才能走向高质量的发展,推进各项改革,包括人才体系改革,金融环境改革、生态变革这些问题,为增长带来新的动能。
以下内容节选自直播实录:
致词
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贺铿
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分析今年二季度的经济形势。实际上这个问题,各种媒体、各个方面都还是做了很广泛的报道、宣传。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3.2的正增长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在一季度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的冲击是很大的。后来世界性的蔓延,对各国冲击都非常之大。因此在2月份、3月份,我个人看法整个经济是停摆了,基本上没有正常的经济生活。
在这个情况下,统计局一季度的数字是-6.8。在当时的经济形势下,那样一种情况,一季度只有-6.8的增长,还是非常了不得。
对于二季度,我当时有四个基本估计。
第一,不要把新冠肺炎对于经济的影响看得那么严重。当时很多经济学家说要引起1929年这样严重的经济危机,我说这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新冠肺炎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外在的,它不是经济内部出了什么问题。1929年大危机是经济内部的问题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很大,资本家追求利润,实际上没有需求还拼命生产,造成了很大的供给,需求却很小。在这样情况之下,经济出问题就影响股市出问题,那个影响是非常大。
第二,我当时估计中国经济在二季度最好的速度是1.2%。结果实际情况比我估计的好很多,正增长3.2%。我估计第三季度可能会有4%左右的增长速度。到了第四季度,我认为它可以接近正常。因为在新冠肺炎之前,我们经济下行压力就很大,我估计正常速度就是6%左右。
第三,我们认为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估计,中国今年经济可能是正1.2%,这可能还是靠谱的。
第四,我对明年的估计可能是8%的增长速度。为什么8%呢?因为今年很低,明年的数字跟今年同比,可能在8%左右的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基本的估计。
现在有几个问题是不可忽视的。首先是失业率,如果不解决,三、四季度面临的经济压力仍大。失业相关联的问题,居民的收入增长很缓慢,这是很难办的一个问题。现在反映居民消费有一个指标,就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数字上不去,你说你的经济数字再好,你靠什么驱动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从新供给经济学方面来讲,我们的资金链、供应链、消费市场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加上中美关系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这个世界性的资金链、世界性的供应链很难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上。
外贸出口市场,我看是一两年内恢复不到原来的位置上去。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企业困难很多。大家都说要让经济发展的好,就看改革怎么样。改革究竟怎么改,要给我们一种信心,给民营企业家一种力量,让我们把经济搞上去的能力,蕴藏这种能力绝对是有的。
其他一些指标,比如说全面小康,我在中央党校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引起争论的一篇就是关于小康,我特别提出了一个中产阶层的概念。全面小康社会应该是中产阶层为主体的一个社会。现在我们中产阶层还没有真正形成,就是按统计局的数字来计算,最低的标准,家庭收入不低于3万元。这样算来,我们也只有2亿5千万人。就算现在又过去一年多,假如有3亿人,那还有11亿人达不到中产阶层收入的标准。收入分配是这么一个情况。
关于增长动力的问题,许多媒体都问我下半年增长动力是什么,明年增长动力是什么?我说这叫我怎么说呢?动力很简单,有内需,有需求,动力就来了。真正的投资是指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是要按照你需求来的。我有需求,我再投资。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国内市场的问题,解决人民收入的问题,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美国一个经济学家提的很好,是科学的,收据差距越大,增加的收储用于消费的比例就越小。因为有钱的人增加了收入,它不会再增加消费。想消费的人没有增加多少收入,所以这个收入差距要相对比较均衡,以中为主体,自然需求就上去了。
国外的需求,我们也看到现在一两年有多广阔的前景。现在欧盟跟我们矛盾,美国跟我们闹矛盾。唯一能做好的就是东盟,也是今年主要贸易伙伴,这个情况现在也不是很好。现在外贸的市场也不是很乐观,因此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今年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明年可能都需要想办法。
在这个当中,我们许多决策者,包括许多经济学家,一弄就是“积极财政”更积极,货币更宽松。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我们现在的财政货币金融状况不是那么乐观,问题很多,闹不好就引起金融的问题。所以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受到空间的挤压,不可能太积极、太宽松。
要把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时时刻刻都放在我们的心中,经济不要出大问题。这些都是受到限制。因此,对于明年、后年的经济、近期的经济,确实还是令人比较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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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坚定不移支持民企长期健康发展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
中国民营企业在全面从社会主义经济,确定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到现在,经历了“之”字型发展历程。
首先是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之后,三年左右时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实际结果是开始民营企业很曲折的发展时期。在意识形态上,民营经济在6年以后基本消亡。
78年到91年,个体经济在政治方面稳定以后得到快速发展,私营经济从无到有。打开了一个民营企业恢复再生时期。
再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之后,我们看到民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92年以后到2001年这个时期,不到10年,它的发展带来了实际生活中间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中央指导方针进一步推进相关重要指导,印象非常深刻。如果认清民营经济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贡献的话,按照“三个代表”,我们还可以鼓励民营企业带头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后来也看到民营企业代表进入工商代表大会。
12年之后,我们强调高质量发展时期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国民营经济进入新常态,民营企业再继续发展。我们不得不关注,在中央的指导下,化解和民营经济发展相关产生的一些错误认识。我们可以知道,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已经是缔造我国经济奇迹的重要贡献者,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生力军。民营经济是我们国家深化改革开创新局面的积极推动者。
在某些重要的领域里面,我觉得说生力军没有说到位了。比如说数字经济发展,你必须参与全球竞争,以烧钱的方式,争取某些头部企业能够脱颖而出。在这方面,我们这些年看到已经成为脱颖而出的头部企业的是清一色的民营企业。它已经从生力军变成这个领域里面的主力军。在疫情突发之后,最能够抗疫的,最能够解决应急客观需要的是电商平台为代表的线上线下结合的有效供给的力量。这些方面非常值得我们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进一步深化认识,来形成我们必要的理论创新成果和指导实践工作中间更好的一些基本共识。
五六七八九的比重从中长期来看,它不是降低,而是有可能稳定,而且在某些比重上进一步的提升。50%的税收贡献,现在已经有人说50%以上。60%的GDP在很多地方政府的辖区之内感受到的是60以上甚至更高。70%的科技创新成果,可能这个比重还在提高。80%就业和90%以上的新增就业,我们看看今年的数据,很可能比过去的经验数据还是往上走的。
民营经济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领导人说它是“自己人”,这个属性的认定并不简单的是纯粹功利角度的考虑。在实际生活中间很多民营企业反映的问题就是总书记已经说破除的“三个门”总是若隐若现,甚至某些场合非常顽强的表现出来,它实实在在在那里,妨碍着民营企业进一步发挥作用。
民营经济在思想、政策、融资等方面受到的歧视,如果做一些调研的话,可以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于“自己人”属性认定的依据分析,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从政策、法律依据、历史经验、切实需要、理论深层基本原理和逻辑等等,要进一步探讨。
在调研中间,我们看到大量的案例。融资的歧视,也是在资金市场、资本市场上,很多从业者心照不宣的。说起来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一种情况,到现在为止,我们还需要非常实事求是,正视这样的问题,想方设法按照中央的精神指导,去真正化解这样一些歧视。从未来长远的发展方面,我想强调,中央已经给出的,从前面一些年中央文件反复表述,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再次加以强调的混合所有制,是以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来把握历史趋势的一个基本路径。
走向现代化,强起来新时代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要结合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配套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要把共同发展之路、“自己人”一起发展这条路越走越宽,必须支持和融入混合所有制改革。
实际生活中间,我也知道有很多的争议。现实场景中间,有时候民营企业感觉所谓“混合所有制”是要吃掉我。非民营的股份想一股独大,不接受的话有种种的条件卡着它,这种要挟的压力,或者它面临困难的时候,不得已不得不接受这么一些并不情愿做的混改,我们也不必讳言。但你如果看到另外一些,在中国大地上现实生活中间有客观需要,我们认为始终在创新过程必须重视,让它必须健康发展的,比如说PPP这种机制,它天然就会使我们对混合所有制形成一定的信心。
2014年以后大力推进的PPP过程中间,现在统计下来,不是像有人所说的,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合作来通吃。财政部的入库项目里面,45%左右是民营企业做成的项目。这些企业跟地方政府合作的时候,地方政府方面天然就不想一股独大,它的政绩表现在尽可能少出钱、少持股,把这个事儿做成,那是它政绩做的漂亮。所以PPP的创新带来的天然使民营企业有比较明显的弹性空间去选择自己自愿签字和政府合作,形成新的创新机制,在新的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他们的功能和作用。
我们特别注意这样一种因势利导、水到渠成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创新路径的拓宽,但是还有一些国有企业改革中间,吸收民营企业参股、入股等等,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总结的案例。据我所知,至少在很多重要的内部讨论场合,已经在反复总结这些案例的经验,我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的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广阔空间。在所有制的路径上面,我们认为一定要坚持主打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基本的思路,在混合所有制所依托的股份制现代企业框架制度之内,国的股、非国的股、公的股、非公的股、企业的股、员工的股可以充分的混合,可以最大限度的给出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制度潜在优势,形成调动一切积极性,发挥一切潜力和活力的制度安排。
说到一些基本认识,我抓紧时间谈一下,理论方面需要点名的一个认识。在实际生活中间,民营企业的长远发展展望,再往前走,我前面说到的混合所有制实现的共赢是什么呢?是一直连通到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我们未来的社会奋斗的目标最后要达到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内的境界里面。马克思的初心、理想表述的就是《资本论》里的严谨理论论述所给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这样一个原理。
在这个道路上,现在为止讨论是非常不足的。过去有种种思想顾虑,在马克思这样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鲜明的思想指引讨论方面,很多人是照着走的。不得不说的时候,有些说法在现在来看,学术上难以成立。有人说重建个人所有制只能理解为生活资料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这完全不搭界。马克思讨论的始终是生产关系的问题,生产关系的问题里面,马克思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怎么样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顺应着客观的要求,去达到未来的理想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他在分析之后,他认为资本主义这样的生产关系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必然要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他具体的表述就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怎么认识它,我觉得跟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有关,就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就说到了对于私有制,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对它的改造是一种扬弃,但很遗憾,在中文本一开始的时候把它翻译成“消灭”。在历史过程中间,这两个概念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和区别。
现在我们继续贯彻党的两个“毫不动摇”大政方针前提之下,充分运用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的优势实现民营企业的长足发展,就要深刻领会马克思的思想指引,在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对于股份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它带来了对于资本私有制的扬弃。而这个“扬弃”可以带来在未来我们重建个人所有制,应该去追求的更合理社会的远景。如果从这样一个思路上来说,当然我们就可以在实际生活中,理论联系实际,坚决抵制脱离实际的“非我族类,急于过渡,新公私合营”等等这样的错误思潮。
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就是要落到前面所说的,我们现在面对领会中央关于民营企业的一系列指导方针,正本清源,我们需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的历史作用,并不因此而得到什么贬低,只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进一步作为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准确的、更加权威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路来认识这里面的关键词。
这样一种正本清源到了现在生活当中,领导人、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对民营企业鼓励和支持的态度。它真正的原理、理论支持依据,是在正本清源所应该掌握的马克思经典作家理论成果之中。我并不认为他们所有的语句都必须固守,但是他们基本原理,所揭示的基于社会发展规律,原理内含的基本逻辑一定要深刻领会。深刻领会就可以更充分的有信心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推进当下中国改革深水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证实我们坚持、继承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证实我们在推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的,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做的伟大事业。
我觉得这样一个认识也是回到当下,抗疫疫情面对复杂局面,继续贯彻现代化推进的战略,我们应该重视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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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要素市场,振兴民营经济
北京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原司长孔泾源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时局对中国人来说非常严峻。国际上,中美之间从贸易战打到外交战,国内上半年是新冠肺炎,下半年是洪水泛滥。国事、天下事没有一件是容易的事儿。
我们今年完成“十三五”规划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面临着“十四五”规划期。在这个历史关头,中国经济怎么发展,民营经济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从哪些方面看待这个问题。我想以此为题讲两个问题。一是讲百年变局中发展和服务好民营经济;二是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相关的政策问题。
我们经常讲百年变局,百年变局究竟变了哪些东西?世界天天在变,我们自己也在变。但是真正构成“百年变局”是什么,很多,可以是三个、五个,甚至三十个、五十个。
在“十三五”期末,“十四五”起始期,我认为是两个方面的变局。一是产业变局,二是国际政治变局。
产业变局,人类工业文明发展以来,三次产业革命已经基本走完,现在正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起始点上。当然,德国叫工业4.0,美国叫工业互联网。
从国内发展情况来看,现在我们属于百年变局,就是面临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由传统的一二三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是最大的变局。这个变局中,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直接的感知就是所谓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大家知道,进入21世纪,我们国家信息互联网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从18年开始,互联网行业也开始进入了转型调整动能转换的新时期。互联网企业加快传统业务转型的升级步伐,智能技术、社交电商、电子竞技、短视频等新模式快速兴起。把目光转向企业市场,通过数字改造开放服务能力,赋能使得工业产业网业务开始加速发展。
在这个领域中,因为涉及的领域和范围很广。产业互联网主要是借助互联网技术和生态向生产、交易、融资、流通等产业链各个环节和各个场景下沉,对于各个垂直产业链和内部的价值链进行了重塑和改造。从而形成以互联网生态和形态通过传统产业建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智能终端等技术,以网络模式进行互联网改造,推动互联网和各个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一种全新的生产形态。
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家消费互联网一直都有率先发展。这次新冠肺炎大大提升了它的普及程度。也许你会问,为什么互联网经济发展这么长时间,今天才提出说发展产业互联网经济呢?因为互联网本身是一种通用技术,从阿尔法网开始,到因特耐特,整个过程中,技术扩散是实质。另外从扩散的条件来看,某一个产业尤其是在终端消费环节,只要大家上了网,加上互联网,可以直接进行交易或者物流配送。但是渗透到每个产业过程中,就是千差万别的产业给互联网提出不同的要求。
二十几年来,互联网的技术适应的业务内容和商业模式主要在电商、社交、搜索、资信、共享经济、本地生活等领域,应该说是千姿百态。但其本质、价值主要体现在连接上,包括人与人的连接,人与信息的连接,人与商品和服务的连接。
在这个过程中,所谓ABC的技术开始开启产业互联网经济的大幕。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些年中,都是民营经济推动的。它不仅是生力军,而且是主力军,有些地方甚至是独此一家或者希望做大,一网独霸,这种情况都有。
如果说我们把互联网经济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话,那么上半场可以说是消费互联网同步发展的时期,是希望做大,甚至一网独霸,赢者通吃的时代。下半场将是ABC技术,所谓ABC技术是简单的说法,所谓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ABC技术的广阔舞台推动它走向各个产业,甚至深入到整个产业链,新冠肺炎在全球的蔓延,应该说客观上助推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首先助推的是消费互联网,比如说小区一封,千家万户在网上下单,物流配送。如果蔓延的时间更长,可能整个产业链从供应链、销售链、价值链,甚至其他物流配送等等,都必须依赖于互联网进行支持,所以大大推进了产业互联网的起步甚至发展,或者倒逼互联网经济转型。
我们国家有产业互联网发展的比较优势。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国际之间竞争最厉害的不仅仅是哪个产业、哪个产品的销售,关键是在产业转型,第四次工业革命台阶和门槛上谁能先迈一步。我们国家有这样的优势和条件,我们已经具备良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我们有较好的数据积累和场景优势;我们有产业结构的痛苦点助推发展诉求。
改革开放我们抓住了三次机遇。
第一次机遇,80年代东亚闹疫情的时候,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正好我们改革开放抓住这次机遇。补了工业化的课,实现了工业化。
第二次机遇,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外转移,我们又抓住了这次机会,完成中国工业化,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第三次机遇,同时我们还类似西方大国兴起那个历史机遇一样,它是第一大发现,美洲的发现。但是研究英国工业革命起源现在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就是两个因素,一是英国煤炭的发现,二是突破了私密分工的市场限制,我们在本世纪初毅然决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我们迅速完成第一次大发现,全球市场成为中国传统产业的市场,使我们迅速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
我们有制造业大国,有贸易大国,都由这些条件促成的。在今天基础上,这些传统产业难以为继,新冠肺炎又断了我们产业链,供应链,乃至消费链。这时候我们靠什么把它链接起来,就靠新的产业革命解决各个痛点和各个断点,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痛点,有这样的诉求。
这个时候民营经济是这个领域的生力军,也是主力军。千差万别的产业形态给民营经济实现传统产业和信息产业的深度融合,包括新基建、老基建,新消费和旧消费,中低端产业和互联网产业,这样的深度融合,抓住了这个,我们就抓住了百年变局的重大机遇。
大家知道,美国现在对华为多次下重手,不是因为要把一家手机供应商干趴下,是因为它的5G技术是万物互联或者第四次革命的主动脉、新引擎、加速器,或者说甚至是基础设施,实现万物互联的基础平台,所以把它按住,不让你先行一步。这是发展先机之者,而不是简单的企业填埋者,我们要认识到这点,要顺势而为。怎么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过程中,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我们依靠民营经济乃至社会助力,国家的支持,抢占先机。而且在技术上、互联网场景上,我们已经有一定基础,新冠肺炎给我们又助推一把,国际社会给我们打压,如果是强者就恒强,我们能否在这个时候抓住机遇,应对好这次百年巨变。
第二,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局,我们看到变局,首先看到自己变了什么,看到中国的变局。我们在几十年的时间,由一个农耕大国进入工业社会和城市文明,由产业技术革命的追随者、并跑者,现在在某些领域变成并跑者,甚至自己讲是领跑者。另外由过去市场狭小的自然经济形态过渡入到市场经济时代,体制同构机器竞争压力与过去相比是巨大的。
第三,从封闭半封建状态变成全球经济的参与者,改变了中国人民,也影响了世界格局。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可能由世界市场的依赖者向贡献者转变。最后我们由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适应者向参与者、大国经济体和竞争力转变。
以上是中国的变局。
世界变局,新一轮产业革命,世界重心开始统一,全球问题是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而且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普通呼声,另外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开始凸现。
我们看到变局存在哪些挑战?我们经常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挑战,关键是我们同时要看到中国对世界的挑战。我们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就意味着当时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以发展中国家赋予我们的贸易地位,还适合不适合今天继续享有。不仅对发达国家,甚至对发展中国家也形成了巨大压力。
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对国际产业发展,乃至就业岗位的替代也是前所未有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势力的增长,也引起了西方大国的疑虑,再加上体制竞争,国际间兴衰成败、竞争成败。最关键、最后的落脚点是制度和文化的竞争,尤其是体制的竞争。我们形成的体制挑战,大国压力继续大。
世界对中国的挑战,大家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冲突情况下,我们的贸易摩擦,发达国家以就业岗位优势,及其政治恶意参与,加剧了这个过程。西方大通,综合传统优势在中国也面临巨大的压力。另外大国博弈中,把我们拉入三个陷阱,是他们天天在琢磨的事情。
另外,在新冠疫情下,以及国家去全球化,尤其是去中国化,是他们的施政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应对没有必然,依然是靠我们已经取得重要成就的改革开放。
大家知道,“十四五”规划期,前面从“六五”开始一直到“十三五”。从去年预期来说,“十三五”时期平均增速是6.6%。预计“十四五”时期在5的区间,去年测算是5.6,今年疫情会不会有重大变化,要等着看。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要进入5的区间,或者落入5的区间应该是没问题,这个情况下,我们依然讲推进改革开放,主要这么几个问题。
要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定位搞准确,以缓解主要矛盾和高质量发展为支点,全面推进绩效发展和强国战略,强国战略包括方方面面,产业层面、基础设施层面、社会人文层面。
第一,刚才讲了在着力点上,首先要确立内需立国战略,因为我们有14亿人口,有4亿中产阶级,有3亿农民还等着进城,所以内需是我们发展的根本。
第二,打造完整产业链体系,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新冠肺炎是否达成这个目标,不取决于我们自己把这个事情做的好,是取决于最后一个国家战胜新冠肺炎的时候,这个世界才能向全球开放。
第三,刚才讲了提速产业互联网革命,第四次产业互联网革命。
第四,发展数字智能经济。
第五,优化城乡社会结构。因为城乡结构,刚才讲了空间,社会结构。
第六,深耕绿色经济。从深化改革方面,关键是建立三个中心的市场基础,产权中心、竞争中心、规制中心。
产业中心。中共中央2016年11月的文件出台之后,就平等保护各类产权,意味着民营产权和国有产权应该同等保护,在我们的政策层面、宏观决策层面不再存在所有制歧视。有人讲所有制中心,但是所有制中心只是讲了一个所有权的问题。其实所有权革命已经冲破了所有制的界限。读过《边际成本革命》这本书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因为现在共享经济发展,甚至是私人投资难以收回成本,必须发展共享经济。
竞争中心。是西方政要提出来的,主要是针对我们国有企业劳工条件和环境生态而言的,但是我们即便如此,依然要创造共同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环境。
规制中心。我们刚发的今年负面清单,在大政方针上明确提出,包括外资,实行准入性国民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规制中心,对外都平等了,对内能不平等吗?
我后面再讲一句话,这三个中心基础上,就构成所谓市场中心,权利、竞争、归置,形成市场中心。“市场经济”不就是重心吗?市场经济重心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三个中心,产权、竞争、规制。
另外市场经济本身有效率经济,也是收入和财富分化型经济,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是它的基本矛盾。所以我们发展到今天,依然要实行效率是公平、均衡协调和社会共享的发展机制,这是我们今天的重要任务。但是不能操之过急,孔夫子几千年提出建设“小康社会”,还有“大同理念”。
2020年刚刚缩减负面清单,这个负面清单的缩减是为了应对当前国际形势,也是我们自身发展需要。这些不是今天灵机一动,是因为种种国内和国外的原因,我们拖到今天才付诸实施。但是今天的时间已经有变化了,美国和中国几乎要开金融战了,重赏之下有没有勇夫,我不敢说,但是我们主动想开放市场,争取引来国际资本来投资中国市场,变成敌中有我,我中有你,民营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强身健体,发展起来。晚不晚,不敢说,但是我们已经大胆的迈出了这一步。
最后讲一句,美国主动挑出政治认同,进行自由世界和共产世界的意识形态之争,我们要高度警惕,这是冷战的前兆。因为冷战就是以意识形态两极化为基础。所以在国际社会,我们不主动挑起意识形态的竞争。在国内我们依然不争论,因为今天和未来,历史和未来,我们永远争论不清楚。况且,在我们这种生活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乃至全体国人,用一山之力干掉改革开放这一件伟大的事儿,使我们国家由饥饿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有可能超过美国。最大的技术诀窍就是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今天的理论形态,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证明,而不是用前市场经济时代或者非市场经济理论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当作今天的精神食粮甚至经济社会生活的主粮。如果我们不认识到一点,轻易的在国内乃至国际挑起意识形态之争,我们很可能陷入被动境地。况且在国际社会,我们的体制优越性和国际认同性未必比人家以自由、民主、平等所号召的自由世界的道义制高点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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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引领民营经济新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魏加宁
首先探讨一下生产要素到底有哪些。现代经济学教科书讲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土地、资本,还有一个企业家才能。从生产函数上看,我把它稍微修正一下,或者拓展一下,实际上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数字社会,我想做这么几点修正。
第一,不同的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农业社会是土地,工业社会是资本,信息社会可能是信息,数字社会重要的是数据。同样是劳动力,不同的社会阶段也表现为不一样,农业社会主要是农民,工业社会主要是工人,到了信息社会和数字社会,可能主要是技术员。
第二,从工业社会以后,企业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信息社会以后,可能信息、数据越来越重要。新冠疫情危机,实际上危机就是暴露短板的过程,这次疫情暴露出一个最大的短板就是我们的信息不能自由流动。以后要克服危机,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就是把短板加长,而不是把短板锯的更短。
最近中央文件里面提到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什么要市场化,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应对这场危机。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16年左右,数字化领军人物马云就曾经提出过,有了大数据,我们又可以重新定义计划经济了,甚至有人说可以重新搞计划经济了。新冠疫情爆发以后,网上有很多怀念计划经济,甚至美化计划经济的文章都出来了。
计划经济是有特定内涵的,有特定所指,三个基本要素或者基本特征。
首先是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什么概念?企业想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是国家计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定了指标,一层层分解下去。你为了达到生产目标,你需要多少原材料,需要什么原材料,必须先汇总到市计委。之后到国家计委经过综合平衡以后再层层下达指标,你才能拿到原材料。而且用什么样的价格买,用什么样的价格卖,都是国家计委定的。
这是一个博弈过程,所以信号就要失真。即使信号不失真,大家想想从上到下反复过程中,等你信息反馈回来以后,市场供求关系都变了。所以还是一个信号的问题,信号失真和滞后的问题。
公有制不用说了,从合作化搞人民公社,短缺成了常态化。当年饿肚子是常事儿。
计划经济第三个特征就是按劳分配,说是按劳分配,实际上是平均主义,没有激励机制。
后来研究发现,实际上计划经济和政治运动存在着内在必然联系。为什么?刚才说了,计划经济没有激励机制,大家不干活怎么办?要么政治学习,提高觉悟,要么政治运动,打击最落后的5%。
市场经济正好相反,价格机制,价格信息配置资源,多种所有制并存,激励机制是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对外和平发展,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很高兴的看到,这次两会上,总书记在政协座谈会专门讲了一句话,不能回到计划经济老路上去的。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回答。
如何发展民营经济,不能光喊话,如何把喊话落实到政策,落实到法规上。民营企业最需要的是什么?民营企业家就需要“两平”。一是和平发展,二是公平竞争。
我们要从理论上解决,要从法规上解决民营经济彻底保护的问题。现在一边说不忘初心,一边说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似乎是矛盾的。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三元悖论”,信仰和理论、党纲三者之间是一个三元悖论。所谓三元悖论,你最多只能得到两个,不能三者皆得。信仰就要坚定不移,不能随便来回变,任何国家也是这样的。但是理论是要创新,理论只有创新才有生命力。而党章必须与时俱进,你要想长期执政,就必须与时俱进,不能说社会已经发展变化了,我还坚持原来的想法,那就不行。
理论创新非常重要的就是市场经济到底谁是主体?我们现在初衷是好的,希望坚持“两个不变”,实际上大家想想,国企和民企实际上是分工不同,民企是在竞争领域,国企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再就是国企应该是干那些民营企业干不了,干不好,不愿意干的事儿,所以从逻辑上讲,国企应当是对民企的补充。
刚才我说了剩余价值是一个最要害的问题,就是它没有考虑到企业家的要素,把企业家的脑力劳动看成剥削,这样就引出了一系列的误区。现代经济学讲的没有企业家要素的话,即使所有要素都齐备了,还是没法组织生产。
以前说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现在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等于把社会主义和公有制捆绑解套了。以前说社会主义只能是公有制,那么现在是多种所有制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等于是把社会主义和按劳分配捆绑解套了。
“三个代表”的提出,实际上等于把社会主义和所谓党的属性的捆绑解套了,以前说党的属性就是工农阶级先锋队,现在说市场经济代表也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
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总书记2018年两次讲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扎实,所以我们现在亟待新的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