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托业协会会长姚江涛：一部金融史，半部信托史

本文为中国信托业协会会长、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公司党委书记、中航信托董事长姚江涛为《信托的未来》一书所作的序

1979年，伴随着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成立，信托再次成为中国金融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最早的武士债、扬基债，到后来的全金融牌照，再到新一法两规后高速发展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中举足轻重的行业，信托制度的优势和信托行业的活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信托公司也出现在中国金融茁壮成长的每一个镜头里。有人讲，“一部金融史，半部信托史”，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作为一位在一法两规前就加入这个行业的老信托人，亲历了中国信托行业的风云起伏，从作为海外舶来品引入国内到成为影响力显著的金融行业，回顾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我常常无法按捺心中的激动，而我也相信每一个信托从业者都会感受到这种行业力量。

我们很容易看到中国信托行业取得的巨大成绩，但也可能忽视了信托行业应该具有怎样的内涵，因此我们在不断地追问和探寻信托本源。信托制度在一千年前就开始在中世纪的欧洲推广开来，发展壮大到和经济社会密切相关，其背后又有哪些合理性？而我们探讨所谓的“信托制度优势”又是怎样推动经济发展的？我想，这是在一个个令人惊喜的数字背后需要关注的。中国信托行业的发展一定不是建立在“制度套利”或“监管红利”的基础上，一个行业能够成长为参天大树，与其在时代中的定位以及能够创造的价值息息相关。

我和本书作者王文韬相识多年，金兰之交，亦师亦友，我们经常在一起就中国信托业的发展交流意见。在感慨行业高速发展之余，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踏踏实实写一点东西，把中国信托行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认真讨论分析，共同思考信托因何而兴、又将走向何处。这次两位作者结合自己宝贵的从业经历和行业观察，写下了这25万字的内容，涵盖中国信托业的历史也展望了未来，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本书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作者系统地把行业监管部门对于信托行业的历次整顿与监督导向和彼时的宏观经济按照时间线逐一对应，用一种历史“切片”的方式，向我们生动形象地展示了那个年代的金融变迁，以及信托行业所承担“金融活力”的重大使命。

可以说，“经济感冒”而导致“信托吃药”的现象并非信托行业自身的先天不足，而更多是信托制度本身所肩负的复杂责任所致，无论是通过发债引进外资，还是以“二银行”的身份提高信贷活力，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金融创新，本质上已经超越了彼时信托行业和信托公司的负荷，在经济发展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背景下，过多的苛责信托行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正的。

这是《信托的未来》一书同时也是我非常想表达的观点，如果不能把中国信托业的发展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历史观中去看待，是有失公允的，“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包含了对于“试错”的包容。同样的，许多人看到了资管新规后的“非标转标”，甚至简单推断中国信托业即将遭遇再一次的“滑铁卢”，这样武断的演绎，也是对于信托制度之于经济有序发展推动的一种漠视，是非常偏颇的。

当下金融圈内流行一种观点，认为脱离了“非标”，中国的信托行业会失去光彩，但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中国信托行业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在这43年的漫漫历程中，“非标”从来不是信托的唯一主线，从早先中信公司的海外发债、到广国信的“窗口公司”、再到深国投第一只“阳光私募”，信托公司的经营范围异常丰富，他的内涵伴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更依托信托独特的制度优势，呈现出五颜六色的光芒。信托公司围绕信托本源开展的服务信托和慈善信托即为例证，在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领域发挥着独特的制度价值，为国民财富积累和传承贡献着信托智慧和力量。

从防范金融风险角度，信托监管的确在不断加码，但是我们同样应当看到的是，对于契合信托本源业务的服务信托和慈善信托，监管机构一直是鼓励和支持的。所以，信托从业者对于中国信托行业的长期发展不必悲观，也无须迷茫。只要充分了解信托的过去，就会预见信托的美好未来。两位作者在本书中通过较大篇幅回顾了中国信托行业的过去，让我们看到了在中国经济变革过程中，信托行业所展露出来的巨大生命力和多样性，而我相信，这样的力量仍将伴随着经济改革的再一次深化而表现出更强的力量。

当下，信托公司业务深化转型是行业集体面临的考验，既需要战略方向的定力，更需要战术调整的智慧。欣喜的是，两位作者可以从自己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中提炼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具体的转型建议，从业务、风控、财富管理等不同维度展现了自己扎实且落地的思考，这是眼下信托行业最需要的。

日拱一卒，功不唐捐。自1979年中国的信托行业一路走来，一个个不平凡的数字见证了从无到有再到壮大的历史进程。而今，中国的信托行业再度起航，作为这个伟大事业的参与者之一，愿与两位作者一起，继续为信托行业的做优做强和信托制度的广泛应用贡献自己的力量，让它继续焕发新的光彩，为中国的经济新动能添砖加瓦。